变革进行时

　　“单红线”向“双红线”的转化，只是一系列变革的开端。

　　不久前，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致信中央和国土资源部。据消息人士透露，吕在信中痛陈当前土地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种种为难之处，恳请中央能够考虑适度放权，浙江愿意申请成为试点省份。

　　上到中央，下到部长，均已原则同意这位经济大省省长的恳请。不日，浙江将召开省委书记、省长均参加的高规格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也应允到会，届时将揭晓浙江将究竟享有多大范围的土地管理权限。

　　浙江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或许可以从浙江省一位基层官员的表述中找到答案。今年5月，浙江省嘉兴市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就浙江强镇扩权一事接受本刊采访时曾经表示，在土地管理权上，存在着“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现象。

　　始于2004年的本轮宏观调控，曾经做出上收土地管理权限的规定。仅以当年轰动一时的“铁本事件”为例，当时规定600亩(单个项目)以下建设用地的审批权在地方，600亩之上在中央。在这一背景下，土地成为信贷与环保之外制约地方发展的三大瓶颈之首，也成为某些地方政府违法用地的导火索。据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透露，财政部等宏观调控部门的部长来党校给学员作报告时，“地方学员在下面使劲递条子，这几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程度，估计为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正在酝酿的土地管理改革设计中，包括了土地审批权限的变革：中央与地方审批权不再以数量等标准简单划分，而是以用途划分。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负责掌管关系国计民生等一些重大土地用途的审批权限，除了在耕地、建设用地总量上进行调控，中央不再负责土地数量审批，省级政府的权责也由此扩大。

　　据有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土资源部的想法是，其主要职能是监控，而不是事无巨细都管。“这一主张，显然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运作特征；而原来那种模式，更多带有计划经济的味道。”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去年9月，国土资源部曾经向国务院上报《2006——2020全国土地总体利用规划纲要》，未获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权力下放方面的不到位是规划未能通过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位中央理论权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科学发展观运行之初，曾经采取了以权力上收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模式，用以完善包括城乡统筹在内的5大统筹任务，“但是，这一权力上收的模式只能在短期内取得效果”，这位理论家说，“科学发展观不断充实的过程中，权力运行模式有序变革是题中应有之义”。

　　既然超过1/4的业主选择了违法自建搭建，表明市场存在需求，那么为何不能在统一标准的前提下放开自建房的口子

　　山西商人王某这两年在北京所做的事情，尽管在农村司空见惯，但在城市人看来，却极其不可思议——他拆了两套坐落在北京城区的别墅，又在原址建了一套更大的。

　　这一切在2007年的12月3日广为人知。在这一天，在经过了包括登报公告在内的所有告知义务之后，北京市丰台区城管大队动用了3台大型拆除机械，花了一天半的工夫，将王某的私建别墅夷为平地。

　　事情过去了18天，王某仍然没有回复过情绪来——他不肯直接接受本刊的采访，而是派出了他的代理人。代理人说，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都还没有想好。

　　无意之间，王某给这个社会留下了一道难题：他能否请施工队恢复两座别墅出售前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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