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于光远1998年9月23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要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能不提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

　　关于只开了5天的三中全会的著述和回忆很多，这个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也毋庸置疑，但之前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却为很多人所忽略。

　　1978年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年，中国能有日后令世界惊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这一年的“决定”密切相关，用“大转折”来定义这一年，毫不为过。

　　仔细研来，为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一些重大变革的起点都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挫败了“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文化大革命”若干重大遗留问题逐步获得解决，全党工作的重心向现代化建设转移??虽然“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仍然写进三中全会的文件里，但全国农村“一大二公”的错误认知得到了纠正，农村改革已然开始进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解决了自1957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 倾错误，是在政治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使日后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成为可能。

　　为多数人所误读的是，所有这一切令人震惊的“变化”都集中发生在为期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事实上，这些关涉大是大非的命题，是在那至今仍显神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激烈的博弈而得以解决的。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上被称为“宣言书”的讲话，《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来看仍具现实意义，作为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也被认为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

　　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当然要从那易被忽视的36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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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党史上，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实上，“四五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胡丹至今清楚地记得，每天伙食费5毛，粮票1斤。“谁知，会议开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胡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丹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绝大部分记录中国改革的书，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不多。这两个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可见，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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