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宣言书”

　　而于光远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于光远说，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他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的事情。12月2日，他和胡耀邦一起到邓小平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

　　于光远至今还保留着这份提纲。那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

　　中央党校教授韩钢在《百年潮》上撰文记述了于光远的回忆——

　　“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光远同志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

　　“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

　　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曾涛：“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

　　穆青:“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

　　穆青：“行，我跟你一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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