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

　　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驾马车的局面，只是，邓小平头上的紧箍咒依然存在，将之除却，还剩最后的一把火。

　　胡耀邦此时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1977年10月，他先是出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12月，兼任中组部部长。在他的主持下，后来为世人熟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两个凡是”展开了理论上的正面较量。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乘专列回到辽宁本溪，开始在东北视察。《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邓小平在听取沈阳军区汇报时指出，“我现在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他在东北三省的讲话，没有离开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对“文革”的反思，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当时还在吉林大学上学的徐焰看到了一份邓小平在吉林讲话的内部文件，顿时有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此时，地方大员们纷纷站出来表态了。8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峰第一个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23日，做出相同表态的地方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已有32名。

　　而在中央内部，华、叶、邓三巨头的格局，也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态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叶选基说：据我所知，只要邓小平坚持的事情，叶剑英就会同意；只要叶剑英坚持的，华国锋就没有反对过——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后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指出，邓实际上是有拍板权的。

　　10月下旬，邓小平出访日本，受邀乘坐新干线。旁人问及他的感受，他回答：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

　　党史研究者已有共识，当时主管外事的邓小平，通过70年代对美国、日本、欧洲的访问，坚定了开放搞活的想法。

　　1978年11月初，邓小平的核心之势已然呼之欲出，破除紧箍咒的程序也已进入最后阶段。徐焰从吉林请假返回北京，与老干部广泛接触后得知，这个受了多年排挤的群体已经做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牢骚”的准备。终于，在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3天，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行动。平反终于瓜熟蒂落。

　　在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统一了党内共识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

　　12月18日，仍是党内三号人物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后来被史家公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也是邓小平作为党内新领袖的首次演说。

　　“转折的大主意是邓小平拿的。邓小平的习惯就是不怎么管具体的事情，总是琢磨大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对这组稿件做了长时间采访，发现了一个现象，同样一段历史，亲历者说法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稿由谁起草的问题上，于光远和朱佳木(胡乔木秘书)的说法就不一。

　　李君如：我后来参加了一些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了解到中央领导的一些习惯。比方说，有人喜欢口述，有人喜欢委托给一个人，有人喜欢同时委托几个班子起草。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所说的这个文件，邓小平可能同时找了胡乔木和于光远等人起草，有可能谁写得好就用谁的，但在最后，看来是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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