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度落难

　　毛泽东去世之前曾有名言：我这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件，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尽管对“文革”不受欢迎的状况心中有数，毛泽东还是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革”错误的办法展开了旁敲侧击。8月20日，毛泽东同北大教师芦荻谈《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张胜回忆了当时的心情：谁是宋江？谁是晁盖？谁是投降派？宋江篡权，篡了谁的权？他当时忧虑涌上心头，难道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吗？

　　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对张胜等人来说，这是个利好消息！许多关注毛、邓之间互动的人，也都在字里行间品味、揣测。张胜说，这关乎他们的命运。

　　但牛市已然到头了。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第二封信后——据张胜所知——雷霆震怒。

　　毕竟，迟群和谢静宜是靠造反起家的。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的刘冰来信做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一说法，到了“四人帮”那里，变成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11月2日，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抓住时机进言：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批林批孔”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主流和支流，三七还是倒三七。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还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了？

　　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即，他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本人谈出以上意见。

　　张胜后来得知，毛远新的“联络员”作用，是促成毛泽东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原因。他当时听说，邓小平在得知毛远新“荣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后，“反应非常强烈”。

　　11月2日晚间，邓小平出席由毛泽东指定的有陈锡联、汪东兴、毛远新参加的四人会议，遭到毛远新手持尚方宝剑的猛批。邓小平反驳说，我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

　　次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对2日四人会议的汇报，指示将会议规模扩大至八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帮邓会议渐成常态。

　　在这个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曾到邓小平家里谈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一书用了4个字予以形容：不欢而散。

　　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要给老同志打招呼的批语：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要估计到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也打个招呼。张胜回忆，在下定决心“批邓”之前，毛泽东还是希望全党能够团结起来。

　　但毛、邓之间的摊牌终究无可避免。《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1月20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异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坚持的最后原则。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明确指出：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以此为标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幕正式开启。

　　随即，张爱萍在主政国防科委9个月后“靠边站”。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先后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央军委三总部两处宣布“张爱萍同志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错误，要接受群众批判”的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

　　张胜在《张爱萍人生记录》一书中这样写道：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看来他也早有准备了。

　　71岁的邓小平再度陷入困境。但他仍然出席政治局会议，甚至主持“帮邓”会议。他后来回忆，会议上他有时只说两句话：开会，散会。

　　次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困顿之中的邓小平获得叶剑英的支持，得以在周恩来追悼会致悼词。但是，这并不足以平息人们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怒火。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载入史册的“四五运动”爆发，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200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为了不使江青等找到借口，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4月7日晚8时，被诬称“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的邓小平在北京东交民巷新家中，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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