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作为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然而，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打破这个新的“本本主义”。这条“破冰船”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此，会议开幕不久，许多人就在分组会的发言中讲到这场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9条决定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

　　关于这件事，于光远后来有过详细回忆——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不过，于光远他们也有顾虑。毕竟，这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副主席。他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再这样做。但又觉得不便这样做，因此就决心自己担当这个责任。

　　于是，26日，江一真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披露了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杨西光也披露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胡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胡丹说，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胡丹记得，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他们事先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因为批评了中央副主席而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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