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0日，同样在长安俱乐部，王辉耀、田溯宁、王波明、李山等人出席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王辉耀被选为首任理事长。现在2005委员会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人。“这些人回来创业后取得成功，衣食无忧，现在要关注自己以外的东西，关注社会发展。”王辉耀说。

    4月4日长安俱乐部的15人，就属于这一百二十人团队。他们每年向委员会交会费1万元，而像王辉耀这样的常务理事每年交3万元。这些会费用来支付委员会专职行政人员的工资和出版会刊等。在每月类似的非正式午餐中，一百二十位理事自愿参加。

    在法国获MBA的李婧是钛极科技集团执行董事和中国区总裁，她曾组织过几个俱乐部，但与2005委员会大不相同，“我没见过一个俱乐部像这里的人一样，胸怀国家，有报国之志”。

    大家吃着牛扒，轮流谈起自己的事业和近况，他们嘴里蹦出英文词的频率，并不比北京中学生说英文的频率更高。62岁的阚凯力是最年长者，他说：“我是政治候鸟，1948年随父母出国，1950年回来。1979年我是第一批出国者，1986年回来，到1989年，带老婆孩子回了美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又回来了。现在呆惯了，因为气候好啊。”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信界发生“KC”通信卫星方案之争。“K”方案即采用K波段卫星直播电视节目，号称技术先进，却需要每家每户购买卫星信号接收机。“C”方案则是选用C波段把电视信号通过卫星传至各地转播站，再以电视转播方式播出，用多余容量经营电信业务。在美国通讯卫星公司极力鼓动下，有关主管部门倾向采用“K”方案，且已着手进行国际招标。

    当时的阚凯力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但在研究“KC之争”，看穿了美国通讯卫星公司的企图。美方已意识到电视直播方案必然失败，而又不愿让已经定购的K波段卫星烂在手里，因此大肆鼓吹该方案的技术先进性，正是为了把包袱甩给中国。

  他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建议成立卫星公司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所有制。该信很快得到回应，阚凯力奉召回国参与方案论证，国家最终全盘采纳他的意见。1985年，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成立并采用了阚凯力所起的英文名字“ChinaSat”，同时聘请他为公司特别顾问，负责协助在美国购买卫星。

    1996年始，阚凯力向国务院提交对中国电信重组的建议，并从此新论不断，反电信南北拆分，反小灵通，反漫游费，反3G，不断引起舆论大哗。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春岩说：“阚老师，漫游费可以反对，但3G就不要反对了。”

    阚凯力大声说：“我反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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