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聪明，伶牙俐齿，还是他逻辑清晰，反应敏捷？

    翻开严嘉的履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顶尖，从复旦到香港城市大学，拿了诸多全A，另外，他还是法律系学生会主席，同时还是学生党员。

    组成光环的，还有他一路均跟随名师，无论是复旦的李昌道(复旦法学院院长，时任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还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王贵国(国际经济法顶级专家)。

    一个好学生应该有的东西，严嘉都有。不过意外的是，真正打动耶鲁的却是严嘉写的申请信—耶鲁法学院一向认为，他们所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法律专才，更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政治家。申请信里，严嘉恰如其分地流露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愿望，以及实现此理想的个人素质，这些让双方一见如故。

    入选标准固然严格，但一旦被录取，耶鲁对其学生表现出的爱护和资助让人惊讶。考入耶鲁时，他获得了半奖，尽管经济不算拮据，但每年2万多美元的学费还是较为吃力。

 严嘉准备申请一些耶鲁的贷款，担心不被批准，没想到耶鲁的老师对他说：“嘉，我们耶鲁的学生从来不需为钱担心，你要多少，说吧。”

    这或许是耶鲁一贯的自信—这里的学生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为国家谋，不为稻粱谋。

    让严嘉记忆深刻的是，针对学生贷款，耶鲁法学院还有一个政策，如果该学生毕业后因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年收入低于某一数额(1999年时为4.5万美元)，在校期间贷款一笔勾销。当然，耶鲁假设的是你的确在做社会公益事业，而不是因个人能力不足，或是工作不够努力而导致收入不高。

    在美国，中国人不可能成为克林顿

    1999年，严嘉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美国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公司律师，第一年起薪9.8万美元。工作了一段时间，年薪突涨至12.5万美元，这大约相当于110万元人民币，要找出比这个行业收入更高的职业恐怕很难了。

    严嘉还记得当他被录用时，兴高采烈地告诉耶鲁的导师葛维宝(PaulGewirtz)教授，导师却说，“嘉，凭你的天赋，为什么不做大学教授呢，或者从政啊。”

    以收入为标准，做律师当然要比在美国当大学教授或者从政要高，但排除掉收入的因素，严嘉也很清楚，“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可以在美国成为很好的律师，但是不可能在美国成为克林顿”。

    日后的岁月对于严嘉来说，是每天穿得整整齐齐，在那个全世界聪明人最集中的华尔街，也是全世界资金流通规模最大的华尔街，和其他同样从名校法学院毕业的白人律师一样，为各种各样的白人解决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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