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各种选举的选情紧绷之际，“三三会”还往往是执政党“少数关键”的稳定力量。“当时，集‘三三会’众人之力，至少可以送四十人进到‘立法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三会”企业家透露。

    不过好景不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第一步就是开始整肃具深蓝色彩的“三三会”，刻意把原先的六大工商团体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贬低“三三会”的地位。

    最近两年，“三三会”成员弊案不断，更令其雪上加霜：会长辜濂松的大公子、中信金控总经理辜仲谅被控违法并购兆丰金控，遭检调起诉，迄今仍流亡海外；力霸集团董事长、副会长王又曾则因涉嫌力霸集团掏空弊案逃亡到美国。

    当年，在国民党执掌大陆政权时，海归人士一直分执各部门的牛耳。无论是在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里，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内，四处充满了海归派的身影。他们是中国人，却也是徘徊于中国政府中的“海外幽灵”。他们的所学所为，深受异国的影响，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追求。
即令败退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依然倚重海归人士，着力提拔和栽培。倘若没有蒋经国的赏识，1969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学位的李登辉，根本不可能出头。

    这种对海归人士的认可，在李登辉时期也得以继承，只是，到他的手中，更偏向于“大学血统”的认同—在担任“总统”的十余年间，他大量起用康奈尔的校友，如“中华开发”董事长刘泰英和“外交部次长”高英茂。

    在经济领域，台湾的经济部门一直掌握在海归派的手中。在台湾经济起飞的二十年里，一大批海归人士在尹仲容、李国鼎的提拔下，成为技术官僚。而在早期的企业家中，大部分是本土的家族企业，随着台湾经济增长更倚重高科技领域，第二代企业家和后起的企业新贵则多拥有异国文凭，如今，他们已分食台湾的各大市场。

    台湾“哈佛派”、“康奈尔派”、“台大帮”等政治势力的划分，形成当地政坛派别森严的权力俱乐部；而当地留美派、留日派与本土派之分，又构成了不同的政治视野。

    从留美派与留日派人数的多寡，可以反映美日两国对台湾影响的大小。留美派与留日派在台湾社会中力量的消长、声音的高低，正好反映出台湾向哪个国家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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