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伯伯搞‘文革’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没能制止动乱，也是最大错误 　　

　　谈到毛泽东，刘源仍然充满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他至今不能把“文革”中的毛主席和过去与他们家为邻的那个和蔼、慈详、喜欢逗他们玩的毛伯伯重叠在一起。作为一名历史学学士，他说：“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看动机也不能看当代的结果，应该看他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比如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敢于反霸权，同美国交手，即使不说是打败了美国，起码使美国很丢脸。

　　这一点，海外的人不会没有感受，起码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看法跟过去不一样了。再拿毛主席搞各种政治运动说，他本人的动机未见得都不好，他还希望中国更快地富强，希望我们党更纯洁、更统—有效。可能是判断错误，结果事与愿违。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毛有罪，我想，即使是这样，也只能算是渎职罪。打个不够恰当的比喻，中国是个大仓库，毛是负责看守仓库的库长。仓库失了火，库长没有看好，当然应受批评。但他跟‘四人帮’到底不同，‘四人帮’是到仓库里面放火的。毛用人不当，看人没有看清楚，结果火放了起来，弄得乌七八糟，国不成国。而他自己也被火灾焚殁了。”

　　谈到父亲刘少奇，首先作为儿子，他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挚爱，对父亲的惨死怀有难以言状的痛心。但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他又有十分客观冷静的看法，其冷静，几乎到了不尽情理的地步。

　　他说：“作为党的二把手，对于那个时候党所犯的错误，父亲也有一份责任。比如说‘文革’，虽然父亲一开始就靠了边，很快又被打倒，对‘文革’的损失，似无什么责任。但作为国家主席，他没有能够制止住这场动乱，这可以说是他最大的错误。

　　权和责是应当统一的。既然党和人民给了你那么大的权力，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管本人意愿如何，动机是什么，有无能力，个人牺牲大小。

　　作为儿子，对父亲的惨死，我当然难过之极。但我是一个学历史的人，置身历史过程中，首先要以历史的角度对待历史事实，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代替正确的估价和理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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