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风险的逐步降低，为我国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腾出了更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在最近一个月内，央行两次降息，并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国务院又决定取消利息税。这些刺激市场流动性、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政策信号表明，为防止我国经济过热转化为“硬着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灵活审慎地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了保经济增长，刺激国内需求，保金融市场稳定，保资本市场稳定，从紧的货币政策已有所松动，随着出口和投资增速的回落，后续也不排除出台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相互搭配使用的组合措施。

    我国经济结构与美国有所不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50%以上，但存在资源过度开发和廉价使用，环境严重破坏，第三产业严重滞后。长远来说，我国人口众多，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过程中，居民的收入有望较快增长，内需扩大是有潜力的。根据长城证券研究所的统计分析，过去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6%以上（近几年更是高达30%以上），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年平均增长20%以上，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10%左右，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持续减少。美国的消费在整个GDP中的比重一直高达85%左右，日本和中国一样储蓄率很高，但日本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在70%以上。而过去10年中国的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却在持续下降，从1997年的46.5%下降到现在的39%以下。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着力于大幅度提高人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在整个GDP中的比重，把潜力转变成为现实的增长基础。尽管出口会出现放缓，随着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其他市场相比，我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

    中国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性质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本质的不同。过去20年的经济波动和经济调整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问题，是扩张-收缩-扩张的周期性问题，基本不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理念转型的问题。

    美国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但在另一方面世界能源和资源价格在经济低迷和衰退的影响下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我国可以利用世界能源和资源价格走低这一有利时机促进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出发点。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看，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必须尽快降低高能耗高资源消耗的工业比重，用现代电子信息产业改造传统重化工业，推动传统重化工业节能降耗，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其次，新能源、新材料及节能环保和电子工业将可能会成为重点发展的方向。第三，现在最紧迫的是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大农村投入，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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