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周恩来离开祖国已两年半了，一些朋友对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在社交场合上，他显示了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写给她的信中。当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并问周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

　　“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

　　“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

　　“你怎么知道的？”

　　“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偶尔也接到她的来信。”

　　过了30年，即1954年，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参加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有位德国记者试图追溯周20年代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如果周允许外界了解他的准确的出生日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遭到随即而来的侮辱)。这个消息刊载于《明星》杂志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证的细节显示这件事还远远没有披露出来。例如，有人推测，当婴儿被房东送上驶往她父母家乡的火车的时候，周送给那位姑娘一块毯子给小孩取暖。孩子后来在那儿长大成人，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当装上了标准的德国军人玻璃眼球后，他觉得自己的新的蓝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样。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他阵亡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也可能是周的孙子。这个孩子1954年还在东德生活，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有两个女儿。

　　《明星》杂志的文章说那个女子是1923年夏季怀孕的，按理说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但却实在没有证据。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机会，但他可能很难在格丁根长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学会堂召开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会议。在10月10日中华共和“双十节”的庆祝会上，他令人震惊地打着一面红旗，绕场一周，在十几个人的附和下，大唱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一位当时和周一起在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宣称周没有什么事件：“他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这个人还指出：“周的个人道德品质无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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