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及时赶回巴黎出席共青团的一个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在他旅欧的最后15个月期间，他利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少年》1922年8月1日创刊，《赤光》1924年2月1日创刊。—译者注]宣传革命主张，反击诋毁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献身于党和团组织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旧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经常身穿满是油渍的工作服，还自己用水泡面包充饥。

　　然而，他有时也脱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学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话，他还要下厨房，做几个他十分拿手的中国北方的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他开始了一项新奇而有趣的工作，即定期选派旅欧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而且他每次都把这些有成就的代表送到柏林。赴苏的一些学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地位有的比周高，他们的离去使得周恩来逐渐赢得了旅欧中国共产党更高的职位。没人怀疑周恩来在解决中国人的争执甚至派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没有人怀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处世技巧。

　　一位同学后来回忆道：“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准确地说，在周恩来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要求他运用这种卓越的技巧，把所有争执不休的中国学生帮派统一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纲领之下。在要求把中国重新统一在共和旗帜下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大部分学生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国民党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公认的领导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提出似乎可行的方案来推翻那些趁清帝国崩溃之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各个省份的封建军阀。孙中山请求西方大国帮助他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但这些国家却借口没时间而没有理睬他。他别无选择，只好转向新成立的苏俄以求得他所需要的物质帮助，而俄国人则一请即允。这反过来意味着，通过共产国际发挥影响的克里姆林宫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同国民党的争吵，双方合作来制订定一个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民族方案。

　　在巴黎，两个中国政党组织[1923年6月周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建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王京歧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青团员80余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被国民党总部先后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驻欧支部特派员、代理执行部长等。—译者注]的年轻的成员们服从了这些命令，但另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帮派却不肯屈服。与此同时，周恩来不厌其烦地修改着那份政纲草稿，它将提交在克吕尼博物馆附近的大会议厅召开的400名学生出席的大会上讨论。

　　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以至于会议最后竟恶化成拳脚交锋的局面。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学生被送进医院，许多椅子均遭损坏(其中有把椅子摔在周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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