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这两段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也许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怜的办法，并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这个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短暂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当时，马克思主义颇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诱惑，需要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定律一样”。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诱惑，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周恩来是个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国统治阶级众多的利益、特权及其愚昧。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欧洲，他本能地倾向当地的反叛者们对其政府的反抗。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周没到法国之前，在脑海中把这个国家理想化了。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陈独秀的文章的结果，使他产生了法国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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