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下山后，你觉得有哪里做得不恰当吗？

　　侯盼：对医护人员吧。可能我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检查身体完好后，就感激地笑了笑。根本没来得及意识到一个生命的失去。

　　新京报：现在各种压力在你们身上，有人说，被救学生不该承受这么大的道德谴责和压力？

　　侯盼：我们应该去承担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也应该去做一些事情。

　　新京报：也有很多说法，比如，有人事后在复旦大学bbs上讨论如何做好媒体公关？

　　侯盼：我们18个人没有人讨论过。

　　新京报：不过，压力最终还是在你们身上。

　　侯盼：我想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行动，而不是辩解。

　　“每个队员都要有担当”

　　新京报：出事回到上海后，你们18个人有没有一起商量过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侯盼：星期二凌晨两点多回到上海之后，开始反思和总结。我想等我和压队总结好了再召集大家，一起回去找张宁海的父母去忏悔，去感恩。周三在写总结，周四就回黄山参加追悼会了，周五我们碰了头。

　　新京报：你代表18个人写的那封道歉信，形容自己的时候，用了“寡廉鲜耻”、“自私自大”、“膨胀无知”，这些词是你受网上一些言论的裹挟和影响吗？

　　侯盼：这个信是我起草的，代表的是我们18个人的态度，这些词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分的。很多人发短信骂，我知道，网上很多东西我并没有看，我想我们的举动没有受到太多网络言论的影响。

　　新京报：你被人肉搜索，很多人打电话骂你，你怎么去承受这些？

　　侯盼：我每个电话都接，因为怕错过家属的电话。

　　新京报：对那些谩骂，你怎么看？

　　侯盼：我想各种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来骂我的人，初衷是好的，他们没有在现场，听到的是别人描述的情况。经过我们道歉和解释，也有人发短信安慰我，我谢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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