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没有合过眼，你当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侯盼：作为领队，我和压队（跟在队伍后面保护或监督）小唐当时做得更多的是总结技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报警是否应该，这些问题。当时想到的多是活人的教训，而没有去想一个生命的消失。

　　我们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刻意去回避有一位民警为我们牺牲的事实。主观上不敢去想，不敢去谈。别人说我们一声不吱，很冷漠，我承认我和压队小唐态度有些问题。

　　新京报：你说态度有问题，不敢去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侯盼：一个就是我们回到学校，为我们做心理辅导的老师，让我们暂时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平静一下。另外，我想我们也是不敢面对生命消失的事实。

　　新京报：为什么会不敢面对？

　　侯盼：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而失去了。我们当时还不敢承担起这个责任，总觉得下意识地希望没有人死去。

　　新京报：什么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失去的问题？

　　侯盼：星期三晚上，我接到了张宁海家属的电话。我当时说，家属这边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一定办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宽容，希望我们压力不要太大。他们只想知道宁海去世的一些细节，宁海当时是走在哪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情况下失足，有没有喊，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问题，突然我一下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真切地意识到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我从不敢去想，一下子就爆发了。

　　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了生命的问题。我开始反思，开始忏悔，开始想怎样去对二老做点事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