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岁月：粮票难忘怀

  人以食为天。离开了粮食，谁都无法生存。农民有田耕种，可以分到一些口粮，不足部分可用“缺粮供应证”购买。城镇居民则全靠用“供应证”或粮票购买粮食。那时，不但国家粮食部发行粮票，“全国通用”，各省市也发行“地方粮票”，有的县市还发行“代粮券”，用以调剂本地的粮食计划。粮票的面额有大有小，据说个别“地方粮票”的最小面额不止“斤斤计较”，而是“精确”到了比“市两”还小的“钱”。我们家常使用“一市两”、“半市斤”、“一市斤”到“拾市斤”之间的粮票。当兵时，我见过大面额的“军用粮票”，种类有几十市斤、数百市斤到几千市斤不等。粮票是按照人口有计划发放的，是人们生活的命根子。人们无论在家，还是出门在外，如果口袋里只有钞票，没有粮票，照样得饿肚子。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国家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粮票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户口性质也已不再代表城乡之间的差别。

    一、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父亲是教师，有“国家户口”，每月都能发到二十多斤粮票。我和母亲、弟弟都是农村户口，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也能分到一点口粮，全家精打细算过着俭朴的生活。1978年，我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学校读初一，寄宿姨妈家中，家里每月向姨妈家缴钱10元、粮票30斤。年末的一个周日，我乘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返校，下车整理东西时，突然发现装在衣袋里的钱和粮票，连同袋口上的纽扣一齐不见了！这可急坏了我，一个月的伙食没有了啊！尤其是粮票，是父母亲卖了几只鸡，七拼八凑后到黑市上用高价买来凑齐的。临出门时，父母亲还反复叮嘱：一定要收好，亲手交给姨妈。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丢了粮票，我可少不了一顿“茄子夹肉”！想到这些，我差点吓傻了。

    到了姨妈家，我迟迟不敢声张，每餐只吃一小碗就不吃了，有时谎称中午在校里吃饭，不回姨妈家，就此节省一顿午饭，因为姨妈家人多粮少，表弟表妹们又人小饭量大，我不忍过多地占用他们的份额，享用白食。那些日子，我天天饿得没精打采，晚上也翻来覆去睡不着，肚子里一个劲的咕咕叫。这样熬过两个星期之后，我父母亲忽然来了。原来，细心的姨妈发现我近期沉默寡言，饭吃不多、觉睡不着，长得面黄肌瘦，有时走路也摇摇晃晃，以为我生病了，托人让他们来，要带我去医院看看。我当然不肯去医院，急得母亲流着泪要给我下跪，我只好交待了我在车上被小毛贼偷去了钱粮的过错。我说我活该这个月挨饿受罚，因为我太大意了……

    二、粮票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1987年，我被安排到一家大集体企业工作。参军已改写了我这个农家子弟的人生，我拥有了“国家户口”，每月都能在后勤部门按时领到28斤粮票或“代粮券”。到外省出差时，我随身带有“全国粮票”，跑遍神州大地都能买到饭吃。在单位内部，我就用“代粮券”买饭票，凭饭票到食堂就餐。有时，我也用“代粮券”和家住农村的工人换些品种好的大米，自己在宿舍煮点稀饭吃。

    这种到哪都不愁吃饭的安逸生活，通俗的说法就叫“铁饭碗”。这是当时许许多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快活日子。我和爱人谈恋爱时，老丈人原本不乐意，嫌我个子矮小，貌不出众，后来知道我是从部队回来的，在单位上还有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是个吃“皇粮”的，立马就表示“女儿的事，女儿做主”了。因为她女儿是农村人，为了防止在城里工作的我日后“变修”，他还要我当面向他保证“永不后悔”。

    九十年代初，我的儿子出生了。我带上出生证、准生证和户口簿等，喜滋滋地去派出所为儿子申报户口。不料，却被告知，小孩的户口按照规定只能随母亲，不能落在我的户口本上。我爱人是农村户口，儿子随她申报户口的话，不就是农村户口了吗？农村户口可没有定量粮食吃或粮票发啊。我幼年时的农村生活情景，霎时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不甘心让儿子步我过去的后尘。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合情理。我不服气，坚决不答应。为此，我“上窜下跳”了好几年，直到儿子九岁，爱人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了，一家三口在户口簿上才得以团圆。期间，部分城市“卖户口”成风，我们县里有关部门也跟风而上，为了早日让儿子报上户口，我还筹措了10000元，在炎炎烈日下排了一整天的队，为爱人买了“定量户口”。只是，这时的“定量户口”，发不发粮票或“代粮券”，已经无所谓了。

    三、过去的岁月难忘怀

    户口决定命运，粮票关乎生死。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很不可思议，但那时确实就是这个情况。有了城镇定量户口，不但有定量粮食供应或粮票发放，成年后还有工作分配，端上“铁饭碗”。如果是农村户口，那就只能一辈子在农田里呆着，想跳出“农门”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农民出门没有粮票，吃饭大多靠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多累赘有多累赘。改革开放以后，粮票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已不用再为户口和粮票问题而担忧。

    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重要性深深影响着我，尤其是少年时代丢了粮票之后的那段经历，我总是念念不忘，以至于我对窃贼的小偷小摸行为有着近似于“变态”的仇恨。1985年，我由步兵改编为武警，在某地车站执勤时，我曾不顾一切地狂追过一个在车上偷了钱包的窃贼。那窃贼被我摁倒逮住后还企图顽抗，我趁机狠狠地给了他一顿拳脚。我虽因此受到批评，差点挨处分，心里却有一种仿佛报复了“阶级敌人”的快感。

    难以忘怀的经历告诉我，无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首先考虑好“后勤供应”的保障问题。去年，我儿子考上大学。在派出所为他办理了户口迁移后，我有些不大放心，特意向民警询问，现在还需要去粮管所办什么手续吗？民警说，不用了，油粮方面的规定早就废止了。周围正在办事的几个市民听见，像发现外星人一样，个个奇怪地打量着我，有人还乐呵呵地和我打趣：“什么年代了，还问这话？！”我虽有些面红耳赤，心里却是感慨万千。是啊，年代不同了，可过去的岁月怎能忘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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