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乡间的水泥路上。
人都在生活中。
生活是多变多彩的“万花筒”。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改变了长期贫穷落后的面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当人们实现了“碗里有大米饭,杯里有小米酒”,大鱼大肉不再是“小孩儿盼过年,大人们盼尝新”的久久等待时,生活方式又开始追求“生态型”,转向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轨道,一些原来厌倦鄙视、弃之不食的东西变成了倍受青睐的“绿色”、“有机”食品,与山珍海味一道成为美味佳肴,登上了大雅之堂。于是乎,农民摘下南瓜荪,割下红薯藤,挖出山野菜,扳下玉米棒拿到城里去卖,竟然能够收到“豆腐卖出肉价钱”的效果。于是乎,无论在普通的餐桌上,还是在丰盛的宴席上,荤腥不少,素食不缺,坛子菜也成为不可或缺的点缀,湖南人的一日三餐,更少不了辣椒。
因此,突然发现母亲晚年竟然改变了吃酸辣的生活习惯,我确实感到惊讶。认定这种反映并非心理、而是生理因素所致,更是吃惊不少。惊奇之余,细想也不无道理。
贫困的生活伴随了母亲的大半辈子,伴随了我的青少年,也伴随了我们的同龄人。那年头,人们对于生活物品可望不可及。一是买不起。只要须花钱买的东西,好些人家只有看的份,没有买的能力。可又什么东西都要买,农民自己种的粮,自己养的猪,吃饭吃肉还得依靠挣回工分算出钱去买,唯一不需要买的就是当时称之谓“资本主义尾巴”的、少量自留地里生产出来的蔬菜杂粮。因此,不少农家的生活主食不足,只能用红薯包谷萝卜芋头等杂粮蔬菜掺和充饥,下饭的菜更要在萝卜白菜辣椒豆角身上做文章,山里人做坛子菜的手艺也就是这样磨练而成的。
二是买不到。有的人家虽然劳动力多,负担稍轻,有点买东西的本钱,却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买到生活用品,那怕是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因为当时分自产“土货”都凭票,买“官货”更需要票,整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全是票。由于家庭生活困苦,我尽管是父母的满崽而受到娇生惯养,吃了5岁的乳汁,母亲却说那根本不是奶,就是青菜叶子泡的水。
可我能怨母亲吗?不能。我们多少还有一口米饭吃,有一点油水进,而母亲吃的饭以杂粮为主,菜以酸辣为主,有点好吃的不是给崽女吃就是给丈夫吃,自己偷偷地躲在一边吃糠糍粑,吃神仙土,吃下去不易,拉出来更难,有时咬住牙关用铁丝弯成的钩来挖,往往挖得鲜血直流。那时,生活真苦!不堪回首。
富足的生活促使母亲更加追求自由。物质生活的满足,刺激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欲望,生活条件的改善,给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空间,衣食无忧的老母亲最大的选择便是精神生活的一种极值——自由。同时经历过“饥饿型”、“温饱型”、“小康型”3个不同阶段生活的老母亲,当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得到满足后,便企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如何交际就如何交际”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避免家庭矛盾冲突,增加不必要的精神负担。
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又激发了母亲怀旧归根的情感,强烈希望将自身融入广泛的亲情、友情和乡情之中。然而,老母亲唯有大半生酿成的生活习惯没有回归,因为那种生活习惯并非主观养成、而是客观因素“逼”成的“贫困病”。贫困的生活元素,产生了强烈的抗体,不仅影响到了人的显意识,而且影响到了人的潜意识,不仅伤害到了人的精神世界,而且伤害到了人的物质本体,可谓刻骨铭心啊!作为人之子,必须顺其自然,必须尊重老人家的选择,防止出现由原来的“贫困病”转化为物质生活富有、精神生活贫乏的另一种“贫困病”,尽心竭力为老人家的晚年新生活创造更加宽松、更加优裕的自由空间。
母亲生活生理习性的改变,是长期与贫困抗争的结果,无形中展示出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实际效应,折射出了30年来、特别近些年新农村建设的可喜变化。同时也让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能改变生活,生活也能改变人。母亲留下的遗物更是在警示后人: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生活,不断创造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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