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坛子菜到文化餐 还有珍藏一生的粮票
坛子菜
母亲先前最喜欢吃坛子菜。在我的记忆中,老家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和用具,摆设最多的是坛子,大中小型陶罐坛子占居了半进屋,大坛子叫“海”,一只“海”能够腌下一谷箩萝卜豆角辣椒什么的小菜。几只“海”轮流腌,家里的一日三餐便离不开坛子菜了。孩提时我的贼眼总是瞪着小坛子,那里面是最好的坛子菜——豆腐乳,可不是过年过节、家里来贵客,小坛子的盖是难得揭开一次的。
母亲每年初冬时节准备做豆腐乳时,才会将“海”里的粗菜切细,和上小坛子里已经不成坨的腐乳浆,算是改善伙食。不过,父母一生疼爱崽女,在我上高中住校时,他们对我的伙食做了最大的改善,我每周两次回家带菜,虽然每次都是以坛子菜为主,却并非纯素不沾荤。母亲每年将肉票买回双倍的猪大肠,刮下膏油后熏成腊肠,煮菜时将坛子菜和上一点腊肠盐蛋、海带咸鱼什么的,加入几滴茶油猪油豆油炒一海碗,塞满一玻璃瓶,这就是我三天下饭的菜。
父母亲在家却没有这样的享受,每餐不是坛子菜就是煨辣椒,连油星子也寻不见,每年一两斤凭票供应的猪油或凭工分分配的茶油,只能攒给我们吃,长身体。只有尝新、过年时,父母亲才能真正尝点猪肉美味。母亲将一坨肉剁碎煮一锅汤,捞出锅底的精肉给我们吃,她与父亲只喝一碗汤水肥肉花。
母亲似乎不爱吃甜食。记得我10岁那年的除夕,母亲拿出半斤糖票、3角钱,嘱我去大队代销点买半斤白糖来做年货。回来的路上我不小心滑了一脚,白糖撒了一地。母亲狠不得用眼睛挖死我,然而她舍不得打一下、骂一句,只是含泪叨着:有钱买不到的呢,这年还怎么过?双手疯狂地刮着地皮,把地上的泥土沙子草屑都挖回家,泡进水里,然后才用“糖”水和着米粉做年货。那年油炸的套花、麻花、兰花根色彩特别红,成为正月初一接待拜年客时全家享用的上等食品。
到了初二,这种油炸食品只有来客时,母亲才舍得拿出来摆在“九宫格”的果品盒里,客人还没离席,她就赶紧收藏起来。不知事的我伸手去抢,母亲就塞过一把“同样”的套花、麻花、兰花根。懂事的我也就不纠缠了,先将一根兰花根抛进嘴里,一嚼,什么货色呀?又咬套花、麻花,全是酸辣咸味。我将年货甩在地上,人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哭骂着狠心的娘只顾自己吃,不让满崽吃。父亲过来了,说你读书的人也不懂事,你见你娘什么时候吃过油炸货呀?我扯开泪眼偷看,母亲正蹲那里默默地寻找着碎片,一点一点地送进嘴里。我晓得自己犯了错误,扑进了母亲的怀抱里。后来我才晓得,每年的年货,油炸的甜食极少,大部分是或蒸或炒熟的,而且掺合的是坛子菜里面的酸辣盐水。母亲从未吃过油炸货,最多尝一点蒸炒货。
甜酒糟
母亲后来最喜欢吃的是甜酒糟。1983年春,退伍后当了两年大队干部的我考上国家干部,我们兄弟三人算是都放下了“泥饭碗”,捧上了“铁饭碗”。父亲已经去逝,乡下老家只留下母亲孤独一人。我们强烈要求母亲去城里一起生活,她却红黑不肯,说是六十不留宿,七十不留餐,不能死在外头变孤魂野鬼。她要我们放心,说是我的伢崽都有出息,都孝顺,娘手中一世没有过这么多的钱,眼下买东西又不兴票了,不晓得吃穿才愚蠢呢。还告诉我们一个秘密,说娘眼下会过生活了,天天吃肉吃酒吃白糖。可不是嘛,原先根本不沾酒、不吃糖的母亲,眼下桌子上总是座着两只酒坛子,轮番装着白花花、香喷喷的糯米糟酒。
想吃时舀出半碗酒糟,加上两调羹白糖,热天用泉水、冻天用开水一冲,吃得嘴巴弹响。米酒是母亲自己做的,开这坛酒时,她就会买来糯米煮熟和上酒药,装满另一坛子封存起来,保证新接旧,旧搭新。吃饭时荤腥也多了,菜也新鲜了。我们见母亲会生活、会调理些了,身子骨也确实硬朗些了,也就放心了许多。
发现母亲简直与坛子菜“诀别”的事,是在千禧之年。我们回老家给母亲做八十大寿,没想到酒席还未散,她就病倒了。我们以为是劳累所致,一问邻居才晓得,母亲这几年经常犯这号病,一发病,脊椎骨、腿骨痛得鬼喊鬼叫。她又从来也不让邻居写信搭信告诉我们,生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前途。说是一点小病,睡上一两天、放两个响屁就轻松了。再不行请人上山扯一剂草药装满一罐,熬出一碗,喝下就没事了,实在不行才希望打一针吃几片药。
只是村子里十有八九的人外出打工了,白天见不到几个人,夜晚见不到几盏灯,连跑腿的人都难找。找到了跑腿的也难以找到医生,整个大队(乡亲们仍然不习惯叫村)就一个医生,原先还是学兽医的。我们晓得原委后,强烈要求母亲随我们进城住,也好有个照应,并答应她绝对保证落叶归根。老母亲经不住日趋增多的病痛折磨,经不住孝子贤孙、亲朋好友的真诚劝说,勉强答应先到满崽家住一段,也看看世界,走走口岸。
分离二十年后,我们母子终于再次朝夕相处了。我与爱人商量好,一定要安排照顾好母亲的衣食起居,保证母亲的嗜好,米酒、白糖是不能断的,除了餐餐不少荤腥外,酸辣坛子菜也不能缺。可是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惊奇地发现,桌上每餐摆的、连我们都喜欢吃点开胃的那一碟坛子菜,母亲连筷子都不沾,餐餐吃的鱼肉禽蛋和时鲜蔬菜。对于这种变化,我们打心眼里高兴,这可是时尚的绿色生活方式呢,只是不知母亲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是生理反映还是心理反映。为了解开这个谜,我见母亲心情极好时,也试着深浅探问道:娘!您眼下好像好怕酸怕辣,是不是身子骨出了什么毛病,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好端端的去什么医院!母亲先是生气,略有所思后说:娘也弄不明白,先前要是有这么好的坛子菜,一餐至少可以多吃一碗饭。眼下见到这号菜,眼睛想吃,却没有胃口,怕是倒胃口了呢。我就说:娘!自己的崽媳妇不要当外人,想吃想穿想用想花,您尽管开口。我们买得起,买得到,也会尽力孝顺您的。母亲爽朗地笑着,不假思索地说:与你们一样生活,娘还不知足?我也不晓得是怎样,总想吃点甜酒糟开开胃口。
文化餐
母亲生活习惯的改变,衣食无忧,果然促进了身体健康。身子骨硬朗,就想多走动,就想帮忙做点事。可煮饭炒菜洗衣,母亲不会用煤气电器,我也不让用。母亲有时就洗洗碗筷、抹抹桌椅、擦擦门窗、拖拖地板。后来发现她做过的事,媳妇总是要再次进行“补火”,母亲心知肚明,媳妇是嫌弃她做的不好,只好闷着气、干坐着“享福”。没料到这一坐一闷,母亲身上的病便出来了,先是浑身不舒服,到后来腿脚肿了,肿的像弹花棰,呼吸也粗了,声音像风车。母亲急了,整天闹着要回乡下老家,我提出陪她上医院检查,她就像要上杀场,死活不肯。我于是生气了,说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嘛!无奈之下,母亲随我第一次走进了医院。经全面体检,母亲除脊椎骨有点增生外,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都没有任何毛病,好些指标比我的还正常呢。医生嘱咐我:让老人家心情舒畅、适当活动。
活动好说,每天早晨傍晚,我们亲自陪同老人家到院子里散步半小时,老小皆有益。母亲一生又有着坐车的命,想在郴州就在郴州,想到长沙就去长沙,既看世界,更看亲人,享受天伦之乐。有时太想那些大半辈子喝着一井水的父老乡亲了,我就陪她回去三五天走走人家。只是我们上班后,用什么方式才能让母亲开心快乐呢?一次晚上看电视,母亲像是无意提醒我,说满崽的电视机没装花鼓戏?我顿时茅塞顿开,立即把电视调到了中央11频道。
我怎么就忘了呢?母亲一生最喜欢看戏。小时候山里没什么戏看,偶尔能够看上的就是隔纸戏(官话称之谓皮影戏)。地方地境办香会庙会,有钱人家生日喜庆,族里禁山禁赌,宗祠清明祭祖,一般都请戏班唱几夜隔纸戏。春天插田上岸,秋天谷米归仓,乡亲们闲得没事了,无不筹钱出米,合起来请班子连唱一两部历史大戏。母亲看隔纸戏,胜过男人们,如同“大破天门阵——阵阵不离穆桂英”。后来公社有了电影队,我当兵前后都是电影放映员。每月轮到家门口放电影时,一夜两场,我出于私心每次都少不了放一场古装戏曲片。
其实,母亲讲的“花鼓戏”不仅是湖南传统花鼓戏,而且包括所有古装戏曲。母亲生来命苦,“三岁死了爹,四岁嫁了娘,五岁做了新娘”。“人家嫁人吹喇叭抬轿,我出嫁驮在背上两脚翘翘。”做童养媳的人哪能上学读书,她一辈子没有跨过书房门。对于母亲来说,一生最文化的事就是看戏了。母亲看戏也只是“看”,并看不太懂;只是听调子,听不出多少词来。可听清楚的词曲就能够记住,那些铭刻在心底里的段子,便成为母亲以后八十多年时常挂在嘴边的欢喜。
然而乡村“田土山到了户,不断出现万元户”,却是“和尚”富了,买得起唱机、电视机什么的,“庵子”却穷了,公家没有钱,喜好戏的人又没有掌握财权,隔纸戏、电影几乎销声匿迹了。母亲听说小箱子电视机有时也唱戏,也想去邻居家凑凑热闹。然而,电视机在山里仅仅收得到的、经常雪花一片的几个台,全被不爱看戏的后生伢妹霸占着,老人家只有想的份,没有看的份。我们回家探亲时,想为她买一台电视机,可她不同意,说她除了会摁手电筒、会拉电灯开关外,其他带电的东西挨都不敢挨,连买了多年的电热毯还一直锁在柜子里睡大觉呢。
眼前又看到了花鼓戏,母亲顿时眉毛笑眼开,说是活了几十年,还没看过这么好看的戏。你看那“戏台”,比隔纸戏的窗口还大,比电影幕布也不少。坐在家里看电视,天晴不晒着,下雨不淋着。城里好,城里人享福,娘也跟着享崽媳妇的福呢!以后家里37英寸的液晶电视机已经变成母亲的专利品,母亲尽管对满屋子的电器不敢触摸,却要我教会她开关电视机,而且嘱咐我锁定演戏的台。母亲看“戏”时,我只好当“讲解员”。只要电视里有戏,她看到半夜三更也不想睡觉。第二天早晨也不睡懒觉,七点半准时起床,打开湖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戏曲栏目,一直看到九点半才洗脸涮牙。
就这样,母亲天天笑哈哈,夜夜甜蜜蜜,三年时光一晃而过。
没想到2003年那次回老家,见乡亲们正在修水泥马路,好多出门多年的伢妹都回家了,腰间还挂上了话匣子;穷山沟里也有了电灯、电视、电冰箱,听讲还要架自来水、开墟场、办小医院。这些变化迅速钩出了母亲故土乡情的强烈情绪,不管我怎么劝说,母亲红黑不想回城里来了,而且把几年的“苦水”都吐了出来,说是金窝银窝当不得自己的狗窝,城里什么都好,就是不习惯、不自由,每天关在家里,象坐牢一样。说眼下农村也好了,买东买西不愁没有货、也不要票了,病了不愁请不到医、也不愁没有药了,想你们时打个电话就见到了,你们想看娘了开个车子就进来了,娘就是万一不行了,你们还可以送到终呢。
拗不过母亲的倔脾气,我只好在老家装了一部电话,才只身回城。按照母亲给我们下的“指令”,每个礼拜天我们兄弟都必须去一次电话,有时候我忘了打电话,当天晚上必然接到母亲的电话。有了这条亲情通道,尽管我们回老家还是不多,可母子之间的交流沟通却及时、方便、频繁多了。尽管母亲说的除了家乡的一些新鲜事,就是那几句背得滚瓜烂熟的嘱咐:保重身体,做好工作,不要挂念娘……
这样的生活过到2006年清明节后,我突然接到乡亲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病倒了,痛得解手不出。我赶紧驱车把母亲接到医院,经检查是肠癌。住院半个月没见好转,母亲晓得大限已到,便拔掉针头拒绝吃药,闹着回老家。母命难违,我只好请长假,陪同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安葬母亲后,妇人们在清理老人家的遗物时发现一个小布包,悔开十几圈麻线、揭开几层粗布,才发现一撮花纸片样的票证。一张一张地数完,总共3斤8两粮票, 2两肉票,4两豆腐票,8两糖票,半斤煤油票,都是1两2两一张的;1尺5寸布票,共有9张;5斤尿素票,也是10张。
望着母亲收藏的票证,我重新审视着30年前父母亲及我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轨迹,也深深领略到母亲晚年生活变化的真谛,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往事……
不经事的崽媳妇用嬉笑声打断了我的回忆。面对后生们对老人家“宝贵”遗产的不屑一顾,我真想训斥他们“翻身忘本”,却又克制住了。难怪他们呀!对于母亲生活习惯的巨大变化,我们心知肚明,外人却不一定知情。对于老一辈的生活痕迹,我们清晰可见,子孙后代却没有印象。但愿千秋万代生活美满,永远不再出现划伤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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