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他们的要求准时赶到一家茶楼。那个导演冷冷地坐着，五个气势汹汹的黑社会人物一见我便大声吆喝要我马上还钱，其中一个人为了表现他的凶狠，还当场砸烂了一张椅子，吓得茶楼里的服务员个个噤声。

我却不惊不恐。等他们表演完了，我才用极为镇静的口气说：“钱我们是肯定要还的，可你知道我是外乡女子，在长沙朋友不多，要我在短时间里筹到5万元确实办不到。不过我答应您三天内先还1万元，但您必须放了我丈夫。一个月内我和丈夫一定将余下的4万元钱还清。如果你同意，请在我已经写好了的协议书上签字。如果不同意，那就把我也绑架好了。不过，来之前我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两天后见不到我，警方会去找你要人。”

一片沉默，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最后，导演说：“行，按你的意思办。”

三天后，我拿出家里的全部存款，又找两位朋友借了5000元赎回丈夫。之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四处借钱，终于筹到了4万元，化解了这场绑架危机。

我和程君共同奋斗的艰难真是难以历数！

为了省钱，我从没买过一件超过100元的衣服；由于程君常换工作，我们不得不一年搬四次家。直到1995年，程君的生意才开始渐渐好转。

1996年年初，我们搬进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这时，程君请求我重新接纳他的父母，可我一想起父亲的去世、自己遭受的伤害，我的心就刀绞般的痛。

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我还是答应了丈夫。一个周末，我买了一些礼品主动去程君父母家，再次尊敬地叫他们“爸爸、妈妈”。之后，我和程君常常回去看望两位老人，帮着做家务。我生病时，程母则炖了乌鸡大老远地亲自给我送过来。

可是，我的幸福是那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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