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把程君的家人当作我在长沙的亲人，而此刻，我的心碎了！

之后，我父母态度极为坚决地把我带回了重庆，要我和程君离婚。但我依然思念程君，认为那一切并不是他的错，尤其是回想起他被家人打，被逼下跪的那一幕，我就甚感心酸。无论我父母如何劝解，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回长沙。

我回到长沙后，程君离开报社和几个朋友联合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公司设在楚湘街一栋私人产业的四层小楼里，程君他们租了二楼做办公室，我和他的小家则被安在顶楼一间极为简陋的小阁楼里。

条件虽然艰苦，但我心里很高兴，毕竟我和程君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来长沙出差，执意要到我家看看。当她站在我那间小阁楼的水泥地面上，怔了好久才说：“没想到你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太糟糕了。你可是我们学校的明星级人物，你的生活现状怎么会是这样？”

是的，在大学里，我拿奖学金，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在文艺会演、百科知识大赛、绘画大赛中均获过奖，在同学们心目中，我这个美丽而又才华出众的女子必定过得风光无限。我理解她此时的心情，很坦然地告诉她：“我丈夫很有才华，我们现在正创业呢，你别这么大惊小怪好不好？”

只是，程君的生意起起落落一直不顺利，我坚持不懈地鼓励、支持他，我相信通过我们共同努力，最终一定能走出困境。

1994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家里的电报，上面写着：父做脑手术，速回。拿着电报，我感到天旋地转，忙请了假匆匆赶回重庆。

我直奔病房，妈妈告诉我爸爸患的是肾癌，已转移到脑部，明天手术。而堂妹则悄悄告诉我，自我回长沙后，爸因不放心我，整夜地失眠，可我爸是骨科主任，每天有三四台手术，为了不影响工作，每晚他只能大把地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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