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早在1995年新东方如日中天之际，徐小平在温哥华问俞敏洪还??。”

    作为一家培训企业，商人俞敏洪明确地知道，新东方之新，“新”的是高学费=高讲课费+高运营费+高营销费+高管理费。也就是说，如果有哪一天收不来高学费，新东方就会“旧”掉。

    所以，除了探索新的赢利模式还能够转危为安，商人俞敏洪更寄希望于让新东方高尚起来。教师俞敏洪所期盼的崇高——没有时间表。

    这是俞敏洪说不出的痛，这是新东方的内伤。能够在纽交所上市，给新东方“管理创新”的“紧箍咒”，此为一喜；而从此以后的新东方甚至成了老外的赚钱机器，俞敏洪再次遭遇自己的忧郁滑铁卢——“教师”的“教育”的拷打：穷学生为圆留学梦找到穷教师，经过双方的浴血奋战，新东方展示了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为理想而共同奋斗的美好群像；但所有的参与者又同时是中国最功利的一群：学生脑子里没有那些“大道理”，甚至追求的都不是知识。分数，是他们唯一在乎的，只要高分，低能也在所不惜；校方和教师在乎的则是这三样东西——学费(钱)、讲课费(钱)、管理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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