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像俞敏洪不得不“按照董事会的要求”配上了常年的私人保镖一样，他不能不去参与分红，他也不能不去管理他的股权，他甚至不能(眼下)随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而假如他明天去慈善，那当日的股市就可能崩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再战江湖，别无它途！

    这就是商人的生命轨迹，就像教师们要呕心沥血要甘为人梯要反朴归真一样。

    俞敏洪，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总是在摇摆，偏要试图“两栖”，仍然要做一个“教师商人”和“商人教师”。但是，在获得了物质上的巨大成功之后，他似乎并没有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俞敏洪很可爱，也可怜。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的双腿已经踏进了海里，但他的双眼仍在留恋刚才岸上的风景。他们喜欢模棱两可，崇尚难得糊涂，乐于求全责备，在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式审美”中，被审美与功利同时纠缠——中和的道德规范，偏偏遇上了金钱的终极反应——做人难，赚钱难，处世难，难坏了我们所有人。

    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走出这种形而上学的桎梏，就无法获得脱颖而出的快感，从而不能产生足够的爆发力去冲撞世界经济的最高点，我们将在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不能自拔，总是在似是而非中讨生活——新东方不可能再造神话，俞敏洪无法走出错误的自我认知。

    世界观之忧：崇高？还是低下？

    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的国度里，当落后成为资源，神话就出现了，这和发达国家当初的发展十分相似。

    作为“民间力量的一个符号”，“出国梦的制造者”，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将中国人望而生畏的出国考试变成了福特式生产线“。靠一只浆糊桶刷在无数电线竿上的小广告，俞敏洪人生中最大的高峰体验，带给了无数青年学生以鼓舞，这是人们喜欢新东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白手起家、关于峰回路转、关于自强不息，是青年学生最热衷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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