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虽然被告人药家鑫的犯罪结果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但并不能以此就作出“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定性。

　　1、被告人年仅21周岁，至案发前一直处于校园生活之中、处于众所周知的且更具典型的一个被教育逼迫、家长望子成龙重负之下的梓梓学子。长期以来都高负荷的生活在考试、升学、夜以继日的钢琴训练、考级等等枯燥简单的环境中，加之其性格内向，与社会接触甚少。因为学习、就业等压力问题，及其对未来的彷徨和忧虑，被告人心理上承受着负担，长期处于紧张、压抑、抑郁的状况，不良情绪郁结，存在明显的心理缺陷，使其心理承受能力弱于常人。像我们大多数孩子们一样，他无力抗争，更无处诉说。虽然这些情况近年来已经引起了国家和全社会乃至家长们的高度重视，可现实又是怎样的呢？

　　这一切决不是他今天犯下如此严重罪行的理由，但这一切的一切，难道只是他一个人的不幸，难道不能够引起我们的警醒，不能让我们怜悯、同情、关心、挽救并宽恕他吗？我们要挽救的其实是这一代人呀！

5月20日，药家鑫案中受害人张妙的父亲出席二审。　

　　同时，被告人仅于2010年7月领取驾驶执照，平时没有时间驾车，欠缺驾驶经验，没有处理过交通事故，不具备处理应急事务的能力。突遇事故，在惊慌失措之中，产生各种复杂念头，引发出恶性杀人案件。

　　客观事实表明，被告人在本案中没有预谋、没有计划，甚至没有明确的结果。我们知道，任何犯罪必定要追求一个必然的结果，也必然会有一定的预谋。而本案被告人的“杀人灭口”行为，无异于飞蛾扑火，结果不言自明。这不仅仅是令人难以理解，无法容忍！同时也表明他所追求的这个结果，不仅荒唐，显然也是没有明确目的的。这一认识，也与辩护人以下所述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是相符合的。

　　交通事故的意外发生对被告人脆弱的心理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被告人是在极度恐惧、惊慌的情况下瞬间产生了犯罪故意。被告人没有预谋、没有计划，其主观恶性与预谋犯罪、图财害命、报复社会、危害公共安全等案件的主观恶性具有本质区别。案件发生后，被告人主动投案自首、坦白犯罪事实，当庭认罪，都能够说明被告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被告人主观恶性没有达到所谓“极深”的程度。

　　2、在一审法庭调查中，被告人对于对被害人实施的伤害行为无法做出准确的描述，对于刺了几刀、刺在什么部位、刺的顺序等均无法说清。这些情况完全符合被告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即被告人当时确实处于惊慌、害怕，精神失控的状态，因此在一时糊涂情急之下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法医鉴定报告，从被害人的伤情分析推断，被告人刺了六刀，但致命伤只有一处，且被害人并不是一刀致命，而是因失血过多导致死亡。被告人犯罪手段极为简单，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3、本案是个体犯罪，不是团伙犯罪，其犯罪的影响、犯罪的危害并非极大。案发时间为晚上23时左右，恰逢冬天没有日照，路灯昏暗；案发地点位于长安区大学城和西安市区之间的郊区，该环境行人稀少，并非人员聚集等公共场合。

　　4、被告人在案发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心智并不成熟。从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来看，案发前在学校、家庭、社会上一贯表现良好，从未受到过刑事处分，甚至没有犯过大的错误，从未与人发生争执。被告人一心扑在学习和练琴上，并曾取得各项奖励十余项，大学期间还取得过奖学金。案发后，被告人不但自动投案，归案后以及在庭审中，都主动、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明确表示愿意认罪。在本案侦查过程中，被告人主动积极的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带领侦查人员寻回刀具，使本案得以顺利告破。通过庭审时的表现也可明显感觉到被告人积极配合审判机关对其的审判。被告人对认罪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且在羁押期间被告人无比悔恨，主动向检察机关递交了两份悔过书，对受害人亲属诚恳的道歉，具有强烈的悔罪表现，而且能够遵守监所的各项纪律，参与各项活动，争取积极改造。被告人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

　　因此，被告人虽然实施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危害，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恶劣后果，应当受到法律的审判和惩罚，但一审判决给被告人冠以“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这种带有极端主观色彩的言语，不仅没有客观的反映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也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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