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方林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探望许建国，并为老许申冤。虽然申冤未能成功，但是探访的要求总算获取了批准。时隔4年多之后，许建国和方林以及孩子们才得到这样一次见面的机会。

1971年12月，在中央“三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方林和孩子们来到了闻名已久却从未踏入过的秦城监狱。当许建国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会面室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了。几年的监禁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精神焕发，时常洋溢着笑容的脸，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透着欠健康的白色，还略带浮肿，目光也显得有些呆滞，两条腿艰难地迈着碎步，左腿还一瘸一拐的。方林和孩子们一见他这个样子，想好的千言万语不禁全忘光了，只知道放声大哭，反而是许建国安慰他们道：“不要哭，我很好，很好，没有什么。”

短暂的会见对许建国及其家人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后来，许建国又被获准每隔半年和家人会见一次。他们都在盼望着党能早一日还许建国以清白。

1975年夏，一封信摆在了刚刚复出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同志的案头，这封信是方林写的，内容主要是请求批准让许建国“保外就医”。邓小平同志看完信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小平同志和许建国从井冈山革命时就认识，又经过长征及在延安时期共同工作，相互十分熟悉，就连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结婚一事，也是按照组织程序，经过中央保卫委员会（当时许建国是三委员之一）批准的，许建国还是他们的红娘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小平同志的家人和许建国及其家人经常地来往走动，感情十分深厚。

所以，当日理万机的小平同志接到方林的这封信之后，小平同志明知许建国是顶着“整江青的黑材料”这一非同一般、非同小可的罪名，但还是毅然作出了批示，同意方林的请求，这样坐了七年监牢的许建国才得以“保外就医”，住进了北京的复兴医院。

为这事，江青找到邓小平同志大吵了一架，但是邓小平同志没有理睬她，不仅如此，在1975年夏，在邓小平同志积极努力下，毛主席终于同意对那些关在监狱、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的老同志实行安置外地养起来的方法，这样，许建国又和其他的70多位老同志一起离开了完全没有自由的北京复兴医院，被安置到安徽省六安地区医院。这让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同志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还我清白

生活的环境在逐步好转，这让许建国及其家人感到高兴，但是许建国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长期的监禁生活，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让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咳嗽，并常感到气憋胸闷。由于医疗条件差和技术落后，在当时没能诊断出来，他已经得了肺癌。

虽然许建国被秘密转移到六安地区时，实行的是“流放管制”，他在六安地区医院时，不准他讲自己的名字和来历，还说他是一个带有些危险性的人物，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越是这样的人，人民群众越认为他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因此，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但不对他排斥，还非常信任他，叫他老红军，经常地去医院看望他，同他无话不谈，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逐渐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许建国一连几天都没有睡，给党中央写出了大量的揭发江青罪证的材料，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平反的希望，渴盼着马上得到为人民继续工作的权利！

然而，就在这时，由于许建国病情加重，他由六安地区医院转到了省城合肥市人民医院。经检查诊断，他已是未分化型肺癌晚期，他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了！

医生的诊断，震呆了许建国的家人，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可以解救的方法，只能忍着悲痛，附和着医生的话说“没事，是胸膜炎，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但实际上，几乎与党同龄，身经百战，洞察一切的许建国心里是明白的，他忍着胸部的疼痛，反而用话来宽慰大家的心，这样，大家和许建国在爱的情感中做着谎言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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