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青的恩恩怨怨

1968年1月，正是三九时节，北京城北风呼啸，寒气逼人。被关在外交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房间内，正接受隔离审查的许建国冻得瑟瑟发抖。他刚刚放下写材料的笔，正准备呵一口气暖暖手时，门锁突然开了，接着进来了五个穿警服的公安人员，许建国认出其中为首的正是他昔年在公安部任副部长一职时的一位副厅级下属方××，而且这个方××也正是他一手提拔出来的，于是他站起来，像原来一样亲切地喊了一声：“方××同志，你……”话音未落，以前一直对他恭敬有加的方××竟粗暴地厉声喝道：“住口，你这个大特务，大叛徒，谁是你的同志？！”然后他忽地拿出了一张逮捕证，“许建国，你已被逮捕了，现在你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

许建国愣住了。痛苦地、难以相信地望着方××。

“咔嚓”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许建国的双手。

方××又大喝一声“带走”，四名公安人员便粗暴地将许建国推出门外，塞入车里，并把他的双眼蒙住了。警车向某一处地方疾驶而去。

他们这是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呢？许建国心里暗暗揣度着。

两年前，也就是1966年3月，许建国陪同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回到国内，旋即被要求留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特别是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领导地位的日益显现，他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专门点了他的名，公开地称他为特务、叛徒，指责他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于是，外交部造反派对他的审查和批斗越来越超出常规，后来又专门成立了“许建国专案调查组”。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江青在幕后指使的。

对于他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和遭受的苦难，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具体的原因，只有许建国一个人心里清楚，但由于他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和公安工作，其职业特点使他把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作为至高无尚的行为准则，所以任何人问他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包括他的妻子方林和几个子女，他都不说，而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委屈和痛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建国和江青的恩怨说来实在话长。

1937年12月，在延安的一座窑洞里，一名十分英武，留着大胡子，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人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正在谈话。这个大胡子正是许建国，他时年只有34岁，却已经是中央保卫委员会（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且兼中央组织部特科科长，负责中央的保卫和审干工作，而此次他审查的对象正是日后成为毛泽东夫人，在文革中权顷一时的江青。当时的江青由上海来到延安后，经徐明清同志（王观澜同志的爱人）推荐，组织上了解到，江青在上海时就是一名地下党员，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又与文艺界的人士较熟悉。因此，决定将她作为网员（秘密情报工作者）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院中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由于她的网员身份比较特殊，因此就由许建国直接领导。许建国要求她定期向他汇报。此举表明了许建国对江青的信任和重视，可惜江青的举动令他大失所望，因为江青每一次在口头上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她一定不折不扣地完成党交给她的任务，但在实践中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在此期间，她把绝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演戏之中，并经常参加各类文娱活动。尤其是演京戏，像《红绣鞋》、《打渔杀家》她都十分卖力地演出，在鲁艺很出风头，是鲁艺的大红人，后来延安的人们才知道，原来江青本身并不喜欢京剧，但是众所周知，毛主席很爱看京戏，为了想方设法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江青也就逼迫自己多演京剧了，这是江青在同毛主席结婚以后自己在得意之中说出来的。由于江青把时间都花在演京剧上，许建国交给她的网员的工作自然完成得非常不好，从来就没有向党提供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江青每个星期六找许建国汇报时，虽讲不出个什么，时间却还拖得很长，而鲁艺距离机关驻地很远，每次江青就以天晚为由在机关驻地住了下来，逢第二天是星期天，她就跑到中央首长驻地转悠，也不急于回鲁艺，目的还是想引起中央首长，尤其是毛主席的关注，次数多了，一向温和待人的许建国终于严厉地批评了她。

许建国说：“江青同志，你作为一名网员不能够太活跃，不能到处拉关系，要表现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现，这样才能接近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从中了解到情况，你老是出风头，又那么爱和中央首长接触、联系，谁还会和你接触，告诉你情况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