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和江青的四度结怨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许建国从晋察冀回到了延安，主持这项工作。他住在边区党校一部，有一天，很久已不见的江青突然来找他，还带来了两条烟，两瓶酒，装出是来看老领导的样子，寒暄了几句之后，江青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老领导，现在你主持整风审干工作，所以我专门来找你，想请你当我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一听当即拒绝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江青忙又说：“唉呀，老领导，你全部给我证明了算了，反正我过去的历史你都了解。”许建国很严肃地说：“了解只能是了解，了解的情况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重大的错误。对于你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我确实无法当你的证明人，如果我当了，这就违背了组织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原则。”江青又笑着说：“我是毛主席的夫人，而你是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的边区党组书记，你来证明我的历史，谁还会那么大胆来调查真假？此事天知地知，你就给我证明了算了。”许建国当即拂袖而起，正色道：“正因为你是毛主席的夫人，而我身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边区党委书记，所以才更应该实事求是，对毛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晋察冀人民负责。如果我们两个都带头做假，何以要求别的党员干部认真负责呢？你说天知地知，怎么会是天知地知呢？至少你在上海了解你真实历史的同志就知道我根本不是你在上海的历史见证人。”这一番话让江青气呼呼地走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江青再也没有和许建国说过话，碰到他的面就像是没有看到一样，对他不理不睬。许建国心中坦荡，也不理睬她这一套。

时光到了1951年底，此时毛泽东主席亲点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由于上海解放没有多久，百废待兴，许建国公务十分繁忙，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自然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三十年代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有许多年没有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又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所以许建国只字未透。

到了1952年6月，江青又打来电话让许建国在上海帮她找一个人，她说：“此人乃是30年代我在上海雇用的老妈子，叫梅萍，她对我十分忠心，在上海时很照顾我，请你帮我把这个人找到，然后送到中南海来。”许建国通过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他告诉江青说：“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到上海来，但是这个人不适宜送往中南海，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长们的安全。”江青气坏了，公然在电话里发作起来，大骂许建国。

如果说前几个怨结得还有些原因的话，那么第五个怨结得确实有些莫名其妙，此事同毛主席的前任妻子贺子珍有关。那是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毛泽东主席竟单独召见了他，有些伤感地对许建国说：“许大胡子呀，贺子珍现在一个人居住在上海，唉，这些年来我对她一直都心怀内疚之情，内心对她很关心，但是……你也知道的，江青盯得我很紧，我实在不便与子珍直接联系，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你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她一下。”说完，毛主席拿了一些钱和物品递给了许建国。

既然毛主席嘱托许建国办事，他当然要尽心尽力，所以从这以后，许建国就成为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他多次将毛主席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江青知道之后，心中极为不快，她找毛主席闹了几回，但最后毛主席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不敢再闹，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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