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唱夫随”，攻克难题

后来，李英还真的成功改造了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出第二代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蒿甲醚。这中间，她丈夫吴毓林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在接到“五二三”任务的那一年，李英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吴毓林共结连理。从结婚开始，夫妻两人似乎就和青蒿素有了不解之缘。

当时两人的爱巢只有14平方米。在家里，两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业务上的事情。1973年，吴毓林和另外几位研究人员开始测定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由于青蒿素化学结构非常特殊，两年过去了，只解析出一部分。

1975年4月，李英来到四川成都，参加“全国‘五二三’中医中药座谈会”。这次会上，北京的一位代表报告说，在另一抗疟成分鹰爪素里，发现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现象。李英听后受到启发：青蒿素会不会也含有过氧基团？

一回到家，李英就兴奋地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吴毓林。第二天，吴毓林和同事马上开始做实验，结果证实了青蒿素也含有过氧基团。不久，青蒿素的结构式得以测定。

有了青蒿素的结构式，李英和同事就可以动手做分子结构的改造了。经过各种药理试验，合成了蒿甲醚等系列化合物。蒿甲醚不但抗疟效果高于青蒿素，而且油溶性很大，可以制成针剂，对抢救危重疟疾病人非常有利。李英就这样完成了领导下达给她的任务，也为日后他人研制更加高效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都是各个地区、各个研究环节通力合作的共同成果。对于外界来说，‘五二三’项目是秘密的，但在内部，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否则，在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合成出蒿甲醚，是不可能的。”说起“当年勇”，李英谦虚而又理智。

逝去的小生命带来的触动

“五二三”立项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员转行，李英却是例外，一直从事青蒿素的研究。她为何这么执着？

这要从李英当年在疟疾疫区的所见所闻说起——

1973年7月，李英带着沉重的使命感和战胜疟疾的坚定信念，告别了家人与刚出生3个月的小儿子，来到福建山区，参加抗疟新药常咯啉的临床试验工作。当时他们工作的内容是，在农村选择一部分疟疾病人，服用常用抗疟药——氯喹，其他病人服用常咯啉。3天后复查血样，再跟踪回访28天，对比研究治愈率和复发率，统计分析毒副作用发生情况。

在疟疾疫区，李英亲眼看见疟疾夺去群众的生命。有一天，同事都出去回访病人，李英留守医疗站。这时，来了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患了疟疾的婴儿。李英一看孩子，心顿时揪了起来。婴儿只有两个月大，脸色发黄，奄奄一息。李英马上给婴儿取血，想通过显微镜观察血样中疟原虫的数量，以便判断婴儿的病情。当她在婴儿耳垂上取血时，挤出来的却不是血，而是淡黄色的体液。在显微镜下，根本找不到一个红细胞。李英知道，疟原虫已把婴儿红细胞全都吞噬了，婴儿除了留着最后一口气，其实已经死了！

自此，李英开始对农村群众多生孩子的想法多了一份理解：在孩子健康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多一个孩子，就会多一分希望。逝去的小生命给了李英最大的触动，她暗下决心：要和疟疾战斗到底！

还有一件事，让李英对传统抗疟药氯喹的毒副作用，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那是一个晚上，李英正与村民们一起看露天电影，广播里突然播出：“有人自杀，医生快去救人。”后来李英才知道，自杀者身亡的根源是过量服用毒性很大的氯喹，也弄清了农村赤脚医生严格分发氯喹的原因所在。

又一个生命逝去，李英更加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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