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查出总理患了膀胱癌。已一年多了，他没能及时治疗，现在每天尿血。医生们定期向中央送病情报告，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是了解总理病情变化的。这几天总理病情明显加重，尿血量增加。我们非常担心呀！”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有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保密，会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二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会开了十几天，一天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会大概快结束了。我的回答当然是‘还好’。王海容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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