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那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右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也不敢下雨。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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