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勇记得，他为学生们讲屈子的《离骚》，“课文仅是摘录了几十句，柳智宇就把全部文本背下来，还模仿骚体写下回忆过去时光的几百句诗句，取名《九忆》。”

课本中有篇195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史怀哲所写的《我的呼吁》，柳智宇对文中提倡重视生命的伦理观发生了强烈兴趣。“他专门研究了史怀哲。后又研究了一些西方哲学，比如斯宾诺莎的自然法理论；包括佛学对生命终极关怀的经典。寒假中，他写下了四五万字关于尊重生命、认识生命的论文。”文勇说。

无从知晓，这是否为柳智宇日后专注佛学种下了因缘。但高一结束时，文勇自编了一系列文史教材：如房龙的《人类的解放》、弗兰克博士的《活出意义来》，以及《论语》、老庄文集等选段；无疑，“柳智宇学得最认真。”

“柳智宇与佛学的缘分原不属最高。他与哲学的缘分才算最高。数学对他更像是顺带的事。”文勇沉思片刻说。

直至2009年，一天他开车回家途中，还接到过柳智宇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柳智宇向他吐露近期的困惑，“主要是对一些科学问题没有想通，文章也写不顺手。他很焦虑，没有方向感。”他建议柳智宇，不要急于发表文章，先细致通读西方哲学史原版原著。

2005年，柳智宇前往俄罗斯参加第31届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夺取了中国唯一一枚金牌。

归国后，带队教练向文勇抱怨，眼看第二天就要比赛了，柳智宇在头天晚上居然还在看《庄子》。“你到底是怎样教导他的？”

文勇说：“我怎么教他的？我教他要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数学只是小问题。”教练无可奈何：“我真是搞不懂你们。”

让他极感欣慰的是，他平时为学生们灌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在柳的身上化为一股“救世情怀”。曾有某一阶段，柳智宇沉浸纠结在“科学究竟能不能拯救世界？人文精神是否可行？”等一连串自我追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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