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他为什么出家。他居然回答：比较怪，就是想过一种比较古老的日子——

我家人都不信佛。我高考成绩在全班63个学生中排名第一，就我一人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结果我没读几天，便写了退学申请。现在如果把它搜出来，就是一篇反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檄文。

递交退学申请时，我找系主任谈，找学生处谈，他们全来劝我。逼得我直接跟党委书记说，咱俩不如换个位置。我要是您，劝人都会比您说得有水平。

这句话把他气得够呛，他是从越南前线回来的老军人。如今想想，我那会儿就是一个狂妄的愤青。可我就是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不想浪费我的生命。

当年的教育体制，想想都可怕。在我高中历史课本里，老子、佛陀从没出现过。等上大学，参加完军训后，我读到了一本《坛经》。读完以后，我就说我是个和尚。

退学后，我在北京一家研究所里，做内刊当编辑。精神上、言论上自由许多。单位里全是一群哥们，平常就在一起下下棋，打打麻将。

好多人劝我先做居士。我不做，要做就做和尚。那时候，我一人老往庙里跑，坐在那里面安安静静体验。这是属于我的修行方式，到了柏林禅寺我也这样。

1995年五一放假。我和北大禅学社几个朋友，三五成群到了柏林禅寺。禅寺在建观音殿，我帮着干活。

在那里，我第一次瞧见了老和尚（净慧法师），远远观察他走路的样子。我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师父了。我上前跟他直说，我要跟你出家。他也干脆明了，说好。这就行了。

我怀揣一千元、十本书、一套衣服去的柏林禅寺，走前根本没料到会出家。我提出要回趟北京，把家里的书拿走。老和尚吩咐，算了，别回去了，自有人要用，自有人要看。

我寺院里也是这样。那年7月10日我做行者，7月20日寺院搞佛学夏令营活动，派我专门照顾那些讲课的禅师。我给他们端茶倒水。其他行者、沙弥、僧人逮个机会就在斋堂里向他们请教。我整天守着他们，从来不问问题。当时佛教协会的妙法法师很奇怪，问我你怎么没有问题。我说我真没有问题。他说，那你来干嘛？我说，我来出家。

他说，你肯定能做个和尚，因为你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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