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明的是，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国外借款中饱私囊，是不那么容易的。但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以下情况的发生，比如，无论是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还是资源委员会，在美购械购料过程中是否涉及回扣；甚至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在美国中方机构各级人员是否收取回扣……对于这些疑问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有可靠史料的支撑。我的看法是，今天我们只是简单地提出以往已有的疑问那是不够的，仅仅简单地重复以往的指责甚至加以泛化，则是不科学的，这里需要用科学求实的精神，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们从宋子文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作为驻美特使，还是作为外交部长，宋子文确实关注着和他个人相关的事业，比如广东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业务，这几家机构有重大具体事务都会向宋子文请示，宋再以电文告知。从频繁的通信中，我可以看出宋子文对自己的事业和家人投资很关心，同时宋子文还是很有制度约束和规范的意识，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万不要干违纪之事，比如他告诉宋子安，你们不能违反美国政府的规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夹寄股票和有价证券。

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需要指出的，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无论蒋介石、宋子文或者其他民国政要，都是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作为都不仅仅代表个人，在可靠史料基础上弄清他们的主要经历和作为，予以全面、客观与科学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应当重视分析社会的和体制性的因素。如果仅仅关注个人操行问题，那就无法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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