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985年，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书，《宋家王朝》中文译本首页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在您看来，西格雷夫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

吴景平：在宋子文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宋子文也谈不上是最富有的人。现在的宋子文档案，经有关方面核实，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我在晚年宋子文档案中看到，当时宋子文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他会仔细抄下股票行情，用笔记下股票原始价、涨跌幅度，这是散户的个人理财心态，比尔·盖茨显然不会关心这些。(笑)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所谓的“宋子文贪污敛财”这个疑团？
吴景平：上世纪40年代后期，有关“四大家族”敛财的提法就已出现，如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聚敛了中国整个财富的80%，这种说法显然是针对一个政权整体而言。具体到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国民党高官，他们的事业与他们所处地位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是否违背了当时的制度许可非法获取个人财富，我们都必须用非常严谨和科学态度去分析，要反省当时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以往提法是正确的，就应该用可靠的史实去充实它，使得以往提法在今天仍具有独到的合理性。

目前对宋子文存在疑问的地方是，由于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大量财政经济援助的谈判，有说法认为宋子文有可能将这些财政经济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

实际上，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张确立一个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的身份访美，和美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其后宋又参加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并访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宋子文回国后，审计部门就致函宋，要求他将出访账目报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报告。这说明，一些现代化制度已开始确立。

1933年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之后，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广东银行，他确实有个人股份。

应该看到，无论是抗战爆发前宋子文直接参与谈判的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还是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谈判先后达成的钨砂借款、金属借款、平准基金借款和后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这些大数额的国际借款在银行开设账户和动用账户数额在当时已建立非常严格的制度。比如，这些借款的动用均受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这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军方占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和卡车、军用医药设备等物资，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并向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国民参政会和美方备案。这说明，对战时借款的动用总体上是有相应的制度约束的，并非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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