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春明：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青蒿素在学术界已有很高知名度，临床上也证明了其抗疟疗效非常显著。因此，我以为青蒿素类抗疟药可以轻而易举进入非洲市场。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不少非洲人瞧不上我们。非洲曾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在治疗疟疾上，人们习惯于使用欧洲人发明的奎宁类药物。对于中国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他们是看不上的。另外，他们还认为，因为临床实验数据全部源自亚洲，所以青蒿素类抗疟药并不一定适合非洲人。

记者：你们当时是如何跑市场的？

逯春明：我和同事开着一辆很小的菲亚特，逐个诊所跑，和医生约谈。得到预约后，就坐在走廊的病人堆里等候，一般都得等上四五个钟头。好不容易和医生见了面，没说两句话对方就下逐客令：“你们走吧，下次别来了。”一次约谈不行，我们就两次、三次地继续约谈，混个脸熟后，就把药免费送给诊所试用，至于他们用不用再说。我们在8个多月里，拜访了肯尼亚2000多名医生，当时肯尼亚的注册医生也就2300多名。除了特别偏远和那些位于战乱地区的诊所，其他诊所我们都走遍了。

记者：那最后局面是怎样打开的呢？

逯春明：这要感谢中国政府。1998年，中国政府派出专家医疗组，到非洲一些疟疾疫区开展临床示范性治疗，我也参与其中。医疗组将病人分为两组，一组从静脉注射奎宁类药物，一组从肛门塞入青蒿素栓剂。使用青蒿素栓剂是为了避免患者注射时感染艾滋病。但这种做法最初并未被大多数患者接受，他们觉得打点滴才更像是在治疗疟疾。最终结果是，用青蒿素栓剂治疗的患者死亡率为零，用奎宁类药物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却很高。这样一来，大家对青蒿素类抗疟药都佩服了，主动要求服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患者数量猛增。我曾用摄像机记录了一个病重儿童的治疗过程：一个叫约瑟夫的大眼睛男孩，感染疟疾后昏迷多天，命悬一线，使用青蒿素栓剂后，第二天就坐了起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病人们开始拿着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外包装盒，对医生和药剂师说：“我就要这个药！这个药很好！”

但求名留青蒿史

因为在非洲推销青蒿素类抗疟药，逯春明获得了不少荣誉，还被评为“首届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但在他的办公室里，却看不见任何奖杯和证书。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明显感觉到逯春明不像一个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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