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苦行僧”

2月19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二。上午10时，李国桥推掉应酬，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此时，他从非洲的一个疟疾疫区回到广州，还不到72个小时。

尽管脸色还带着归途的劳顿和疲倦，但是因为话题涉及青蒿素，李国桥在采访过程中，坐姿挺直，目光如炬，思维敏捷，对答如流，完全不像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

“过完年后，我还要去非洲的科摩罗，继续做疟疾防治工作，时间大约需要半年。”李国桥告诉记者，从1967年从事抗疟至今的40年间，他至少有一半时间在疟疾疫区度过。

谈起去年在科摩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李国桥语气之中既有欣喜也有无奈：“我主要在科摩罗一个叫莫埃利的岛上工作。那个地方非常适合我现在做的疟疾防治工作，但生活条件比国内差远了，不仅经常停水停电，而且蚊虫很多，一不小心就会感染疟疾。不过，最让我觉得不习惯的还是，那里除了南瓜、木瓜和芭蕉之外，很难吃到其他蔬菜和水果。”

李国桥是一个生活俭朴、为人低调、言语不多的人，工作性质使他常年在外，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徒步行走在疟疾疫区。因此，包括亲友在内的许多人，都喜欢对他这样评价：“他是一位‘苦行僧’。”

对此评价，李国桥淡然一笑，不作正面回应，而是不无风趣地告诉记者：“这40年来，我去的地方，是越来越艰苦。一开始在国内，主要是海南和云南的偏远地区。后来，这些地方的疟疾治得差不多了，就必须走出国门到其他疟疾疫区去，否则没有病人可治。于是，又去越南治疟疾；越南以后，就是柬埔寨；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就冲出亚洲了，当然主要还是去非洲。现在非洲去得多了，我也快成了半个‘非洲人’。”

李国桥和疟疾战斗了40年，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不愿也很少谈及。他说：“青蒿素是我们中国科技人员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果，不是哪一个个人的功劳，我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发明人而已。”

为救人不怕担“医疗责任”

1936年，李国桥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一个中医世家，19岁时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毕业，留校工作至今。

1967年夏，李国桥加入到“五二三”项目，承担针刺治疗疟疾的研究任务。他告别妻子和没有满月的女儿，开始奔波在疟疾疫情严重的海南和云南等地。

在疫区，疟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震撼了李国桥。在云南梁河县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寨子里，不仅每家都有疟疾病人，而且整个寨子一个月里就死去8个病人。当走进一间破屋时，李国桥看见一对母女因为感染疟疾，骨瘦如柴，气若游丝，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旁人告诉李国桥，这个家庭原先还有一对父子，几天前因为感染疟疾，双双撒手人寰。李国桥一边噙着眼泪，一边默默地为母女两人治疗。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生今世都要战胜疟疾！

为了探索治疗疟疾的捷径，李国桥经常让同事在自己身上试针。1968年的一天，他尝试在颈椎附近的一些穴位上做深度针刺。当银针刺入穴位的刹那间，他眉头紧锁，牙关紧咬，冷汗直冒，强忍电击般的疼痛，记下了针刺穴位的感觉。事后，他右腿的敏感性受到损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冷热的感觉不灵。

在多年的诊治实践中，李国桥逐渐发现针刺治疗疟疾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的祖传技艺，开始寻求更加有效的疟疾治疗方法。1973年，他来到云南一个偏远地方，收集到一种名叫“大发汗”的土药。当时，由于条件简陋，设备缺乏，难以分析药物毒性，但为了尽快查验药效，李国桥决定亲自试服。不料，服药不久，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大汗淋漓，动弹不得，多亏抢救及时，方才脱险。

1974年，李国桥在云南边境的耿马县，开始探索运用青蒿素治疗疟疾。这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天的他刚睡下，突然接到险情报告：在几十公里外的阿佤山南腊公社，有一个孕妇患了最严重的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危在旦夕。

救人要紧！李国桥和同事匆匆起身，准备好药品和干粮，连夜出发赶路。来到阿佤山脚下时，天已大亮。准备上山了，但却找不到向导。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凭着曾经有过的一点模糊印象，在高山密林中摸索前行，饿了吃几口干粮，渴了就嚼两口野果，一路还得避开毒蛇。途中，他们竟遇到了一头野熊，幸好距离比较远。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9点钟。李国桥水也来不及喝，汗也来不及擦，直奔病人住处。

在路上，李国桥就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在医学上治愈难度最大的孕妇脑型疟疾病例，是否可以尝试一下用青蒿素呢？此前，李国桥用青蒿素治愈了多例非脑型疟疾患者，因此，对这种源自祖国、疗效神奇的新药情有独钟。但是，当看到患者奄奄一息时，他犹豫了一下：用青蒿素治疗，万一无效，患者死亡，自己肯定得承担医疗责任；但如果按常规用奎宁类抗疟药治疗，患者十有八九也会死亡。

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李国桥很快做出决断——用青蒿素治疗病人！紧接着，抢救、输血、纠正休克、守护观察?24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苏醒，守候一旁的李国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开创了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大先河。很快，这个喜讯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五二三”办公室。第二年初，国家做出决策：集中更多力量，开展大协作，推动青蒿素抗疟药研发工作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