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伦敦免遭德国导弹袭击 得丘吉尔赞赏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于是，这件事被转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 　　当时，钱伟长正在这个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钱伟长仔细研究过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了。 　　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一招很灵，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曾不胜感激地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与德军玩了个雕虫小技的人并不是美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即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科学家的钱伟长。
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
　　在美国的时候，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这几个人常说，将来我们一定要回去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这个一直是缠绕在他心中的一个梦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久离家园、怀念亲人”为由，取得回国权。1946年5月从洛杉矶搭货轮返上海，8月初又从上海搭轮船经秦皇岛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清华园。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的教授。9月，爱妻祥瑛自成都携已6岁的儿子元凯赴京，钱伟长才第一次见到儿子。那年月物价飞涨，作为穷教授的钱伟长入不敷出。到第二年冬季长女开来出生后，只得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彭桓武等告贷度日。 钱伟长深情地回忆：“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是回来结婚的。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金。钱学森说，美国特区研究所（GPL）还希望我回去。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的艰苦让我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的困难。于是要到美国大使馆签证。问我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说这样，你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您忠于中国还是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怎么能忠于美国？我就填了一个NO。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们不让我去了。” 　　“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钱伟长反复强调。 　　为了生活，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新中国建立前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校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科研，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 　　1946至1948年，参加了反美扶日、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援面粉等进步运动。1948年，曾骑自行车到石景山、良乡，欢迎解放军。见到了国家副主席叶剑英、陶铸和钱俊瑞，并带回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对清华大学师生的关怀和粮食补给。1977年以后，他不辞辛劳，去祖国各地做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提倡科学和教育，宣传现代化，为富民强国出谋划策。 　　江泽民与钱伟长1990年以后，他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又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及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奔走，献上他的一颗忠诚的心。他的默默奉献得到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钦佩。 　　2007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上海大学，看望六至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钱伟长。习近平与钱老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钱老的身体和生活情况，称赞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上海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并祝他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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