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商业帝国与元帝国的发展模式之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是追求规模化效应。元帝国是一个马上王朝，它的骑兵，就像冷兵器时代的导弹，纵横天下，短短几年，掠遍了亚欧繁华；而鸿海集团30年来给人的最大观感即是，借助垂直整合策略，不断地将商业模式复制到全球各地。截至目前，仅在大陆，富士康便有近60万名员工、土地几万亩、十多座工厂。以致郭台铭被称为大陆“富士康市市长”，不是没有理由。

二是低成本策略。元帝国的缔造者属于马上民族，它的绝对兵力并不多，历史上的征服战争中，它们很少携带大量辎重，而习惯于就地征集筹措，长途奔袭，一举征服。此外，它也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驻军占领。

鸿海帝国的低成本策略不比元帝国差。它在全球各地的布局，既是追逐客户，也是逐成本而居。比如，5年来，它在太原、山东、河北、湖北、重庆等地快速设厂，充分利用当地人力及土地资源，动辄拿地几千亩。这是外部的布局成本驱动，而在内部成本控制上，郭台铭已到苛刻地步。

但这种逐成本、客户而居的生产，对于征服过的区域来说，难有泽被后世的产业价值。举例来说，封闭的富士康为深圳贡献了近20%的GDP，假如未来全部迁移走，能为这座城市留下什么？血汗工厂的指责、自杀工厂吗？

笔者认为，成吉思汗在文化上的贡献，远低于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之影响，郭台铭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富士康的发展模式，建立在牺牲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透支着一个区域经济振兴的深层土壤。

这一点，同样经历过代工模式的明基董事长李焜耀感觉非常难受。他说，过去30年，为了代工产业繁荣，很多人付出“家庭、健康的代价”，为台湾社会带来不良示范的价值观。他认为，台湾目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为全球化时代，速度筹码越来越低，而且，过去多年，台湾很多筹码都是押在“大陆4000万员工”身上，这都需要检讨。

事实上，富士康的运营几年来早有转型动作。但是，这一转型将持续很长时期，其间必将在各个方面产生阵痛。在利润面前，富士康员工精神文化的部分、人性的部分，缺乏真正的土壤，那些普通员工缺少心灵的寄托。

这也许正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中说，当一个社区、经济体步入繁盛期后，构成整体文明的各种要素的关系、边际回报会呈现递减趋势，尤其是族群心理、文化精神上上，将呈现内耗、递减的特征。(王如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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