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警世之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将问题指向了高校的严重“衙门化”，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禁止高校人事体制上的“双肩挑”现象，“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用学术资源”。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则对许多科研工作者挂着各种行政头衔这种“科技包工头”现象进行了抨击。此外，中科院院士张伟平则认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

当然，这些教育领域的问题和体制性困局早已有之，也早就被广泛讨论和质疑，但是，直到目前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足以说明这方面的变革将会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种变革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到来吗？

此外，科技投入体制、财税体制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也都将面临深刻变革。上述每项变革都将牵涉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变革，这也决定了伴随本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中国或将迎来一个真正深刻变革的机遇期。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为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改委将推动建立健全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完善市场的准入标准，银行信贷也应向其倾斜，鼓励中小企业发集合债，同时，大力开发新兴产业开放化的全球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着眼于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着眼于引发技术和产业变革”，为此，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这四项储备决定未来”。

路线的求索：国情决定创新方向

中国是如此的特殊和复杂。

单从地域角度来看，当最东方的黑瞎子岛的居民已经迎来早晨第一缕阳光的时候，在最西方帕米尔高原的人们依然沉浸在睡梦当中，当北国已经迎来冰天雪地的童话般世界的时候，在海南，游客却可以沉浸在温暖的海风和柔软的沙滩所带来的风情中。

不仅如此，当一个80后青年早晨开着车去一座位于深圳市中心的写字楼上班的时候，其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农村老家，可能依然正安享于田园般的静谧之中，而在更西部的山区，那里的孩子也许还在为一条可以穿着去学校上课的裤子而发愁。

所以，在中国的任何一次变革，都势必面临比世界上其它国家更加复杂的决策环境和决策效果的考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同样如此。

“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要让劳动力能够获得充分的利用，如果经济结构偏向资源密集型、土地密集型，都是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相背离的。现在经济学界提出的要更多地用资本、技术来替代劳动力，我觉得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就是绿色经济，尤其是中国，这是头号标志，但现在大家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而与这种就业压力同样存在的是，中国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和规划则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积累，而对于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讲，会否面临再次落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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