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江古村的年味：天大的事，过完年再说

　　过年，成为打工在外的年轻人一年之中回家的“唯一”理由。金融危机袭向遥远的大城市，古老村寨的农历新年也难免刮起另一种“金融海啸”——人们在等待春节来临和期待来年好运的同时，纷纷议论着山外的经济危机

　　鸡叫第三遍，澄江村就被惊醒了。没多久，各家各户的炊烟升起，柴火和稻秆烧成的烟雾，轻轻袅袅斜斜地飘起来，整个村子都能闻到。才到腊月中旬，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已经陆陆续续回来了很多，村子依旧寂静，但毕竟多了些人气。
 

　　上午9点，爱玩的人们已经围在谭氏宗祠前的小商店门口打起牌来。两个老人坐在略显黑暗的屋子里，用影碟机放着当地传统的半班戏，电视里传出的唱词夹杂着做米果的敲打声，再加上热气腾腾的糯米酒和客家擂茶，提醒着这个首建于后唐时期的赣南客家村庄，要过年了。

　　这时还在睡觉的，只有晚上在葛坳乡汽车站趴活的摩的司机。他们在零度以下的晚上，等候从广东、福建打工回来的同村人，把后者从乡汽车站拉回十里地外的村子，一趟二十来块钱。

　　如果是往年，一天能挣两三百块钱，但一位摩的司机抱怨说，今年生意特别难做，回来的人一反常态地节省，他们宁愿拼车包一辆面的回村，这样每人就只要花上几块钱。更糟糕的是，不少从外地提早回来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也加入竞争，让往年仅20多人的摩的队伍翻了一倍。

　　“往年，他们不到农历二十八九是不会回的。一到那两天，上千人一起包车，浩浩荡荡开回来，村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而今年都是偷偷摸摸、零零星星的。”村里的文书谭喜春从9月开始，就发现从广东回来的年轻人，之后越来越多。

　　谭喜春从10月开始统计提前返乡的人数，先是每月统计一次，12月开始变成每10天一次。他手头最新数据是，七八百人。这意味着，在这个3000多人口、1000多打工人口的劳动力输出大村，差不多80%的人已经陆续回来。

　　过年的分量

　　“不可能因为这场危机，年后就不出去了。”

　　回来有段日子了，25岁的谭志明还是不大习惯村里的生活，“家里太冷，客家菜又辣又咸，有点吃不惯”。这位曾经性格内向的年轻人坦言，出去打工让自己改变了很多。

　　谭志明从事销售的行业很特殊，是在上海的一个机械类的深孔加工企业，“比如枪管之类”。由于对外销依赖很重，2008年，工厂产值下降2/3，让他的月收入从4000多下降了近一半。12月,他索性辞职回家。他打算年后回上海去，把心态放下来，继续在这个行业找工作，“我们这个圈子很小，相互都认识，不用去跑人才市场”。

　　喜欢上网的谭志明还有一个身份：澄江村网站的站长，以及“澄江青年QQ群的管理员”。村里年轻人几乎整年在外打工，很多年轻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谭志明有一次在网上读到在广州开手机店的谭勇华写的关于澄江的散文，给他发了邮件，才认识这位村里的“大才子”。他跟小他一岁的谭林风也是在QQ上认识的，回来一见面，才发现谭林风就是自己村小学的学妹。

　　谭林风在深圳一家磨具企业任职，这场影响到其他老乡的危机对她的影响并不大，仅仅是每个月少上4天班，损失4天工资，大概400多块钱。在外打工5年，她对自己的大嫂并不熟悉，原因很简单，自己与哥哥长年在不同的地方打工，与大嫂见面的机会也就只有过年而已。过年，成为这些打工在外的年轻人一年之中回家的“唯一”理由，也是他们彼此相互熟悉的“唯一”机会。

　　但无论是出去闯荡不久的年轻人，还是有着丰富打工经历的中年人，都认为：像以往一样，虽然提早回家过年，但对未来的打算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变化。用谭福长的话来说，“不可能因为这场危机，年后就不出去了”。谭福长1989年就去福建的工厂里做衣服，是改革开放后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人。如今他的四个小孩都在外面打工，两个在中山，一个在九江，一个在深圳。

　　1994年，谭福长遇到他近20年打工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工厂倒闭，老板跑了，他辛苦半年仅仅拿到400块钱。这让他一度觉得看不到希望，回家呆了半年，年后再去，还是找到了工作，“广东和福建的小厂太多了，你刚倒闭，他马上新开一家，只要多带点钱垫底，总能找到工作。”

　　他现在并不担心这些，因为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在外面不顺了，就回家呆一阵，等待年后再出去，事情总能迎刃而解，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天大的事，过完年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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