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年长的辞书主编

　　1998年6月的一个夜晚，95岁的夏征农还在伏案。突然，电话铃响了。夏征农拿起电话，那端传来江泽民总书记的问话。他问夏征农：“为什么《康熙词典》收词有4万多，《辞海》只有1万多?”夏征农答道:“因为《辞海》是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实用型工具书。因此，一些冷僻的、专业性很强的词就不收了。我们还准备编一部《大辞海》，供学术工作者使用。这里的收词就多了。”

　　那年，夏征农96岁，正忙着《辞海》1999年版的修订工作。1978年，中央指示:新版《辞海》要在1979年10月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从1957年毛泽东主席指示修订《辞海》后，《辞海》出现了两个“内部发行”的版本，即1965年的《未定稿本》和“文革”中的《修订稿本》。《未定稿本》先后由舒新城、陈望道先生任主编。他们分别于1960年、1977年逝世。《修订稿本》是对《未定稿》的又一次修订。那么，1979年版的《辞海》，应该以哪个版本为基础修订?在1978年12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此有不同意见。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夏征农，这时被调任《辞海》主编。他亮出自己的观点:《修订稿本》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应以《未定稿本》为基础。这次“定调”，保证了1979年版《辞海》的修订方向。

　　然而，具体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公开发表，“两个凡是”的思想仍有相当势力。因此，“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刘少奇、陈独秀等一系列条目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棘手问题。为此，编辑部拟写了一个《〈辞海〉处理稿件的几个具体意见》，共8条39款。夏征农指示副主编罗竹风携此进京请示。结果，盘桓多日，罗竹风没有拿到有关单位的肯定答复，只得返沪。回来后，罗竹风向夏征农汇报情况。夏征农说:“我敢于定。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后来，这份《具体意见》，发表在国家出版局一份内部刊物上，被各地参照使用。

　　敢于负责，敢于公开自己的观点，为人不作假，正是夏征农的人格魅力所在。他的远大目光，也常使人敬佩。1981年1月，新版《辞海》出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夏征农就提出了“10年修订一次”的决策。因此，有了《辞海》1989年版、1999年版。《辞海》的编校质量越来越高，并且形成“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

　　2002年，编纂《大辞海》的工作开始启动。虚龄近百岁的夏征农，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编。有人以为，他也就是挂个虚名而己。其实不然，虽然具体工作有他人做，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由他拍板、出面。但凡《大辞海》的工作会议，他都参加。在一次会议上，他发言道:“《大辞海》要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既有实用性，又有研究性。实用性和研究性要相结合。我们都年纪大了，具体工作不能做，《大辞海》的事要靠大家的努力。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关心，我们有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各学科主编的负责，加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力量，我们的《大辞海》一定能搞好。”

　　《大辞海》共38卷，容量是《辞海》的2.5倍。2003年，《大辞海》的分卷本开始出版，如今出版了哲学、医药科学、法学、语言学等卷。2004年1月，在自己100周岁生日时，夏征农赋诗一首：“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最后一篇章”，当然指的是《大辞海》。今天，夏征农已度过103周岁生日。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了。

　　“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从小在自家私塾念诗作文的夏征农，晚年后这样概括自己一生。因此，说到底，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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