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的改制

　　1993，对于大邱庄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浪漫主义的集体时代和禹作敏一起被“颠覆”，个人主义时代由此谢幕。大邱庄贫富分化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被埋下的。专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把1993年的中国形容为激荡的一年，大邱庄亦是如是。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苑鹏看来，即使禹作敏没有被捕，大邱庄在1993年之后的日子也会过得相当艰难。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要求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向基本明确下来。城市国有企业转轨逐渐面向市场，乡镇企业开始面临更大的竞争。

　　“当时有句话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树’，以前依靠在体制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乡镇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另外，乡镇企业本身的社会包袱太重，他们一出生就有点反市场经济的味道。”苑鹏认为。

　　经过了两年的准备，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

　　接下来，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而这种改革面对的阻力也是很大，“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但必须改，企业受不了。”被称为改制后“轻装上阵”的企业开始从产权改革方面进行努力。

　　变公有为民营；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其方式是：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由“能人”出资“入主”。

　　新华社一篇报道称，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陶润立含着眼泪说：“我们急过、蹦过、跳过、哭过，四大企业集团的老总有的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

　　“虽然单干有种种不如意，当时的改革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现在看来当时的改革还是正确的”。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点的企业的老板，大部分还都是当年的厂长、经理、会计等等。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时代就是住着别墅，现在仍然住着别墅。

　　从某种程度上说，禹作敏的死给大邱庄带来转机，由于矛盾暴露得早，大邱庄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为主的产权改革。

　　即使大邱庄的工薪阶层，也能清醒地认识到产权改革的意义。大邱庄长江道上一位杂货店老板说：“虽然那时候集体什么都分，但手上确实没钱啊，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多块，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产权改革更大的意义是提供自由创造的空间，如果没有产权改革，也不能产生如今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友发钢管。

　　1993年还有一段历史被大邱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禹作敏事发之后，除了原来的四大集团瓦解，大邱庄镇政府也建立了。知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项继权教授看来，大邱庄镇的建立打破了村庄的封闭，被国家权力接管的大邱庄，正常的秩序减少了威权人物的干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