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服基金，左延安经常是凌晨飞抵一个城市，第二天跑遍四五家基金，而且三四家城市要在两三天内全部跑完。左延安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对汽车产业的理解与造轿车的信心，但绝大多数国内的基金经理直截了当地说：“只要江淮增发，我们肯定投反对票。”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当江淮的股价因被抛售而缩水近20%的时候，汇丰、JP摩根、摩根斯坦利、UBS瑞银等多家QFII基金开始不断增持江淮，最高增持幅度达到49.27%。

　　中外基金的一增一减或许让左延安感到些许平衡，但外界的反应对于性格坚毅的左延安来说只是一个小插曲，在他看来，“不论基金是用脚投票(即反对)，还是表示支持，我们造轿车的决心都没有丝毫的动摇”。

　　做自己的主

　　不久前，左延安与尹同耀陪同安徽省领导去希腊考察。周末，他们一行人共游爱琴海时，一位领导很幽默地对左尹二人说道：“你们两个现在坐在一条船上了，要同舟共济啊。”言下之意是，两个企业同在安徽省、同做轿车，不要打内战。左延安回答说：“您放心好了。江淮是八路军，奇瑞是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队伍，都是抗日武装。”三个人哈哈大笑。

　　左延安一直把奇瑞视为江淮学习的标杆，而他与尹同耀在汽车产业是否要坚持自主品牌的问题上有着高度的一致。“如果没有自主两个字，搞全面合资，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汽车工业，我们这群人也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在合资企业里，自己的主意越大，能力越强，破坏性就越大。”左延安说。

　　在江淮的发展过程中，左延安曾经向现代“逼宫”。2000年，江淮在选中现代的一款商用车后表示，要求现代进行技术转让，江淮全面买断这款产品的制造权。对此，现代并不情愿，但左延安表示：“现代要进入中国需要与江淮合作，但没有现代，江淮一样能生产出自己的商务车。”左延安这种“我觉得应该怎么干，就要怎么干”的强烈的自我意识让很多外资企业意识到江淮不是一个理想的合资对象。一位外资企业高层曾对左延安说，你总是强调你们能做得多好，学习能力多强，但我们需要的不是你这样的伙伴。

　　左延安的硬派作风也许与他早年的军旅生涯有关。在1968年进入江淮之前，他曾当过兵，军人本色至今都能在江淮里找到蛛丝马迹。比如，江淮的工作服不是蓝色而是红色，左延安也喜欢外界称江淮为“红军”。厂区里每天早上八点会响起军号，全体员工下楼做操。左延安经常在企业里说：“江淮的员工要有一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一支队伍，只有有了凝聚力，才会有战斗力。”

　　但左延安并非一个锋芒外露的人。1990年，在左延安出任江淮厂长之前，曾经有一位领导当面对他说：“你为人太内敛，缺少魄力，是搞技术的料子，但不适合做管理。”然而，被定义为“不适合”搞管理的左延安一上任，就果断地决定，停止生产江淮投产多年的发动机项目，改上客车专用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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