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洋介绍，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主要从事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些基本法的起草，另有一些法律草案由国务院起草，之后送人大法工委审查。经反复调查、研究、修改，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付洋说，在经济法室做立法工作，充满挑战性，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东西绝不仅限于法律。比如在审定《矿产资源法》草案时，他专门去高等院校找来采矿学教材研读；进行《经济合同法》立法时，他先后阅读了日本、德国的民法典，以及法国拿破仑民法典和现行民法典。

付洋说，父亲彭真当时领导立法工作，既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还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例如，当时国务院起草的《食品卫生法》草案送交人大法工委审查。“其中有一条规定，生虫、霉变的食物不许出售。但我们在很多地方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特产就是‘霉变’食品，如霉豆腐、奶酪等。所以，我们后来加入了限制性条款：可能有害人体健康的霉变食物不许出售。”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九年里，付洋参与了40多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订。

律师生涯

1988年，付洋39岁那年，离开全国人大法工委，“下海”做了律师，创办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此前的1980年，中国的律师制度随着法制恢复而重建。“当律师和任何公权力无关，我这是完全换位了。”但付洋还是选择了当律师，“我就是个体户。”他这样笑谈当年的人生选择。

因为父亲彭真在中国法律界的影响，因为之前九年的立法工作，为避嫌，付洋选择做一名从不出庭的律师。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拓展事务所市场业务、协调研讨案件和一些非诉讼法律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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