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的信心使江恢复了自信。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慧回忆道，“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和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他让绵恒马上去他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恒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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