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王士琼女士在《当代贵州》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石永言的长征情结》里有一段话“……他正在创作《贺子珍与毛泽东》，创作冲动源于他对贺子珍不平凡人生的认识和对她遭遇的同情。而他的生命与文学创作之所以总是容易与这样的人产生强烈共鸣，是因为首先他自己正是一个真诚的人。”

    我之所以写作这部书稿，正如士琼所言，由于长期接触中国革命史料，特别是长征史料，对参加长征人物的生活及其命运也就倍加关注。渐渐地，一个刚强而又柔弱的女红军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特别是在访问了与贺子珍一块进行长征的女伴康克清、李坚贞、刘英、李伯钊、廖似光、谢小梅、钟月林等军中巾帼以后，对曾经与毛泽东一起生活十载的贺子珍，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贺子珍虽然不是一个经天纬地的英雄，在革命史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艰苦创业时期曾经风雨同舟十年的妻子，她的奉献是功不可没的。

    然而，沉重的历史给她留下创痛。诚然，她要负一定的责任，但都是她的责任么?有关书籍，有的电视剧，将她与毛泽东的婚变几乎说成完全是她的过错，或由于她的性格，或缘于她的脾气以及其他。“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不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至理名言么?不知这部作品到底把我想要表现的写出来没有?我的目的，是想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其实，不管是毛泽东也好，贺子珍也罢，避开他们的伟大、光彩照人的一面，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也具有人间平凡而鲜活的一面。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夫妻之间，既有恩爱，有时也会有冲突，而又在那个异乎寻常的艰苦环境，难道就一点儿不会产生矛盾?而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又是那样的丰富，超乎寻常。以至毛泽东家庭里出现的矛盾，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我不想在作品里就这场家庭纠纷写出谁究竟要负担多少责任，意图是想写出一个真实的家庭。

    当然，作品里对贺子珍产生的同情与怜悯要多一些，有些地方近乎感伤。我流露出来的这些感情，多少得到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女士的赞同。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一书的封底有这么一些话：“传奇巾帼一生守候，患难夫妻悲欢离合，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我非常欣赏孔东梅这些话。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中国革命那个特殊年代，留下一出富于传奇而动人的爱情悲剧。

    后记写作这部作品时，我参考了孔东梅的《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王行娟的《贺子珍的路》、《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郭晨、裘之倬的《贺子珍》以及曹西河的《贺子珍》等书，特别是孔东梅与王行娟的作品，更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借此对以上的作家深表谢意。

    2008年2月8日于遵义杨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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