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我可不同意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 “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的过头言论。因为恰恰在“完美市场”与超级国家公司这两个体制极端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空间。中国从超级国家公司走出来，靠的是重新界定权力。问题是，过去的超级国家公司是政企合一、政经合一，改革下放权力，就把行政权和经济权一起都放下去了。新问题是，下放的权力怎么合理分布，又靠什么去加以约束？离开合理分布和有效约束，权力搅入市场交易，腐败就不是个别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性问题了。

这就回到了本题。市长为什么很像公司老总？因为改革解体的是国家超级公司，所以在中央政府层面，政企分开程度才比较高，行政首长才越来越接近于“众人之事”的公共管理者，才远离公司老总的定位。但是，作为权力下放的一种载体，各级地方政府的政企分开程度低，地方政府常常还更像一个个公司——直接配置资源、决定项目、执行投资、获取税收以外的经济收益。是好是坏，计划时代的超级国家公司在改革开放中被分解成无数碎块，原本大一统的政企合一转向了彼此竞争的地方性政企合一的公司。这是转型中国的一个写照。

不过，市长还是不完全等同于公司老总。这是因为，市长拥有政治结构授予的合法强制力。这是再大的公司大老板也没有或根本就不应该拥有的。我们知道，合法强制力是一枚双刃利器，既可以非常有效地执行正确的经济决策，也可以非常有效地执行错误的经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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