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也不完全同意列宁。他看出超级国家公司的一个破绽：内部运行的组织成本过高，可能超过用公司形式而节约了的市场交易费用！如果那样的话，超级公司在组织上就不合算，就要缩减公司规模、增加公司数目、扩大公司间的市场交易。说来不容易相信，科斯对国家超级公司理论同意又不完全同意的理论探索，不但解释了为什么在“看不见之手”主导的市场交易里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内部由 “看得见的老总之手”管控的公司，也推断了把整个国民经济囊括到中央计划经济范围的超级国家公司的改革路线——分权、放权、收缩计划命令的范围、扩大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直到形成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由形形色色的公司来组织生产和交易的状况。

2008年7月，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主持了一个理论研讨会，集中研究中国的改革经验。我在会上发表的论文(《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阐释的就是中国通过重新界定财产权利、激活企业合约、确立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调机制，根本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超级国家公司模式。我认为，邓小平的实践出发点是消灭一切市场关系的超级国家公司，而科斯的理论出发点则是流行经济学关于价格机制支配一切、因而无需任何组织和企业的“完备市场”。当着98岁高龄的科斯的面，我打趣说，虽然邓小平和科斯从来没有机会谋面，但他们各自的行进方向却保证他们一定会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会面”，因为超级国家公司究竟要向市场经济走多远，正如价格机制的成本要求形成怎样的公司和公司结构，正是中国改革实践的重头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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