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否意味着高校规模“大跃进”将告一段落？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喜欢用数字说明问题。他分析，一个民办学校或者独立学院，仅仅就其办学基本经费而言，在校生人数在1.1万人以上的时候，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而低于6000人就开始赔钱，就必然要压缩教师和设备维持运转。所有在校生人数如果低于5000人，这所学校可能就会难以维系，陷入财务危机。“如果拿不出有效办法，他们的破产不会太遥远”。

他说，在中国高校合并和调整规模的大潮中，很多综合性高校都把扩招的重点放在了研究生上，追求研究生和本科生数量的1∶1。这样，本科阶段扩招来的学生更多地进入二三流大学。而到2020年，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如果一类校招生人数控制不变，那么二三类学校的生源就吃紧了，“很多学校会面临招生困难，恐怕连末流学生都抢不到”。

最近，在提交讨论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里，未来10年把发展民办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它们必须面对生源减少的难题。

顾海良建议，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学校应该及早集约型发展，找到符合自己特色的突破口，切忌办教育也一哄而上好大喜功。他很推崇有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办学理念，把学生的培养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合起来、和人才市场需求密切结合起来的办学模式，要走类似国外“社区大学”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民办教育市场还不成熟，没有足够多的投资者愿意掏钱办教育。”顾校长指出，民办教育可以借鉴西方的基金会方式。目前，国内对民办教育的“非赢利性”有误解，事实上在欧美国家的私立学校，“非赢利”的意思是，学校要赢利，但投资者不分红利，这样把所有的钱都滚在学校基金里保值增值。如果不让盈利，民办学校的就无法达到一定规模，更难进入良性循环。

他介绍，西方的遗产税对扶持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影响巨大。富人要把财产留给孩子，70%~80%的财富都得交遗产税。所以他们只能把钱捐给学校。这些资金催生了西方国家的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学，可在中国却产生了一大批“富二代”。

如果政府能规范捐赠渠道，帮助“先富起来的人”成熟起来，而这些民办学校独立学院放弃盲目地扩张，改变培养人的目标，为学校学生准确定位，相信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是能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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