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局的蛮横阻挡并没有锁住钱学森的归国之心，他和夫人蒋英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抗争。

    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后，钱学森便潜心进行工程控制论的研究，1954年在美国公开出版了30余万字的英文《工程控制论》。钱学森之所以进行这项研究，一方面是以此显示中国人在工程技术上的才华，另一方面则是要让美国当局看到他已经改变了原来致力喷气推进的研究方向，消除他们不让回中国的借口。夫人蒋英是一位在中国出生、曾到德国留学的歌唱家，她十分理解丈夫的处境和心情。那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经常闯入钱学森的办公室和住地。为了防止意外，她不惜荒废了自己的专业，毅然留在家中操持家务，以便照料丈夫和孩子。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钱学森总是在家里摆好3只轻便的箱子，以便随时可以动身回国。

    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一封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２０年，钱学森也因此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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